向守志回忆：老部下王聚生曾对他说，不能把胜利寄托在敌人愚蠢上|南京军区|炮兵|王聚生|苏军

1980年11月下旬，江北一座刚启用不久的综合训练场突遭“炮火”。刺耳的防空警报、铺天盖地的催泪烟让观摩席上的来宾一片混乱。几分钟后，“蓝军”指挥席中传出低沉笑声，操纵这一切的正是王聚生。演习结束，战评会里有人压低声音嘟囔：“又是他，够狠。”场边的向守志并未责怪，反而轻轻拍了拍椅背，好像在说——正需要这种狠劲。

向守志调任南京军区已三年。1977年9月30日，他抵达大校门口时，杜平政委率机关全员列队欢迎。那天的掌声之后，向守志迅速把“研究外军、改革训练”写进工作笔记。外人只看到新任副司令员雷厉风行，军区内部却知道，这位“炮兵司令”喜欢从冷资料里找灵感。明代戚继光借“客兵”破鞑靼的史实，被他圈了粗线；美军“假想敌”扮苏军的照片，也被他贴在办公室墙角。数十年间，观念碰撞升温，最终酝酿出后来整建制的“蓝军”雏形。

七十年代初，我军曾拟定“741”计划，引进假想敌思路，但因形势变化暂时搁浅。缺口却自此显露。几乎同步，美国正在内华达沙漠建“红旗”演习场，以色列在66年就让叛逃飞行员穆尼尔带队模拟苏军空战；西德亦忙着让豹式坦克学T-62的进攻节奏。世界各国的训练都往“真猛”上靠，反观当时国内演习，“红必胜、蓝必败”的剧本化痕迹挥之不去。向守志对此十分警觉：“一旦上战场，谁会按剧本陪我们演？”

1975年夏，南京军区一个师在皖南山区试行“小规模对抗”。导演部临时圈出一个连当“敌军”，却发现“折腾”不到半天就露馅。那次不算成功，却让年轻的王聚生记了心。1961年入伍的他，炮兵出身，骨子里带着探索欲。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他把全部业余时间扑在外军资料上，遇见难啃的英文条令，就把发条闹钟放在桌角，一页页啃。有人见他深夜还在灯下画苏军装甲箭头，问他图啥，他只笑：“先把敌人摸透，战场上才能活。”

1980年初春，军区筹备大规模联合对抗。参谋处想按旧惯例给蓝军“限定动作”，王聚生当面顶了回去：“不能把胜利寄托在敌人愚蠢上。”此话让会场短暂沉默，向守志却点头同意：“演习就得先难后易，别反过来。”于是，蓝军得以放开手脚。结果红军数次受挫，场外议论纷纷。有人说蓝军太“阴”，有人说红军指挥不灵，但谁都得承认，被逼急的官兵反应速度和协同能力肉眼可见地提高了。

那一年，王聚生指挥的“蓝军”干了两件颇具争议的事。其一，他启用两架缴获的老运输机改装“低空撒布载机”，夜里突然从红军纵深投下大量“油桶爆震弹”（演习用空筒），搞得红军通信夜网瘫痪五小时；其二，他让侦察分队伪装成“难民”接近红军旅部，短暂插入电台后实施信息压制，连导演部都被迫加塞通报。这两招招致不少投诉，可复盘时，红方承认自己暴露了空情监控和身份识别的短板。半年后，红军重新设计防空火力圈，同类问题再没出现。

有意思的是，王聚生并非只会“下黑手”。他为对手留下的“练兵手册”厚达十余万字，每场对抗后准时送到红军营连排长手里，注明薄弱环节、建议修补方案；甚至连他自己开发的小工具——用废布与竹条制成的“简易雷达反射角标”——也附图纸共享。向守志把这叫作“一狠、二严、三帮”。狠得下心，严得住自己，最后还得帮对方总结。有对抗才有磨合，否则蓝白都越练越花架子。

这些变化很快反映到更高层面。1981年，《解放军文艺》刊出报告文学《蓝军司令》，作者江永红、钱钢铁用大量细节还原王聚生的训练日常。文章推出后，引发全军热议。次年，军委训练部点名推广南京军区经验，北京、济南、广州等军区先后组建蓝军分队。到1985年，我军在皖东山谷正式挂牌“合同战术训练中心”，外号“中国欧文堡”。首批进驻的便是王聚生带出的骨干，他们穿杂色迷彩，驾驶喷着俄文编号的旧式装甲车，连步伐口令都换成了带鼻音的外语。

世人往往关注技术，更难得的是观念更新。从戚继光的“客兵”到王聚生的“蓝军”，贯穿其间的，是对假想敌“像敌更像”的追求。西点军校的教材里写道：“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来自训练场上被忽视的对手。”向守志十分认可。1982年他主政南京军区时，每遇师旅级演练，都要问一句：“蓝军有没有新花样？”倘若回答含糊，他会皱眉提醒：“不出招，就等于没练。”

资料统计显示，1983年至1986年，仅南京军区就组织各型联合对抗演习四百余场，蓝军胜率接近六成。数字背后，红军旅长们的战术报告越来越厚，战斗力曲线则稳步上扬。不少后来成为集团军主官的军官，回忆起那段岁月，给出同一句评语：“先让王聚生赢，我们才学会怎么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