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夏，北京的夜风带着潮气。水利部灯火通明，傅作义站在长桌一侧，望着一份没写自己名字的批文，眉头紧锁。屋里几位司局长低声交头接耳，谁也没主动把文件递给他。
第二天的晨会上，傅作义照例询问工程进度，却被敷衍了事。“部长，车在院里，钥匙不知谁拿走了。”一句话，让他彻底意识到：水利部有人故意架空自己。
风声不胫而走。几天后，毛泽东在中南海见到周恩来时随口问道：“傅部长的签字，为何不见？”周恩来谨慎回答：“似有杂音，需要厘清。”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先把事情捋清，再谈下一步。”
时间回拨到1949年1月。淮海战役刚落幕，解放军转身扑向津门，要塞在29小时内被攻克。天津一陷，北平守军二十万顿失屏障，城市气氛陡然紧绷。
城中的傅作义比任何人清楚大局已定——只是要“战”还是“和”的抉择，几乎将他撕成两半。女儿傅冬菊冒险进城，一句话击中了父亲软肋：“您若不顺潮流，几十万人的生死谁来担？”这番话让他彻夜无眠。
还有刘厚同，这位老同学兼恩师用了最朴素的道理：“政治撑不起的架子，再好的枪也没用。”傅作义闻言默不作声，却已在心里做了决定。
1月22日深夜，他发出接受改编的密电；一周后，八个军依令出城，未响一枪。1月31日，解放军列队自东交民巷入城，尘封多年的屈辱一举洗刷，北平安然无恙。
2月22日，傅作义与邓宝珊飞抵西柏坡。机舱门打开，寒风扑面，他紧了紧军大衣，心口却在狂跳。走进院落，毛泽东笑迎：“欢迎！你来了就好。”傅作义躬身致意，低声道：“在内战中得罪太多，愧对人民。”毛泽东摆手：“北平百万生灵得保，你立了头功，前嫌一笔勾销。”
接下来几天，他与周恩来、聂荣臻密谈善后事宜。谈及去向时，傅作义提出愿意弃戎从政，“多年行军，见多水患，愿把余生放在治水上。”周恩来当场记下，“好，等新中国一成立，就请你领衔水利。”
1949年9月21日，第一届政协会议通过政府组成人员名单，54岁的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长。会后，他握着任命电报，激动得红了眼眶，“想不到还能为国家干点实事。”一句话道尽心声。
然而，新官上任并未风光。水利部里许多人对这位“起义将军”心存戒备，拟好的文件经常被“忘记”送签；外出考察的车辆被调走；连办公室电话也时断时续。背后流言四起：失败的旧军人何德何能掌管新中国命脉工程？
这种冷处理持续到1951年。毛泽东叫来了几名中组部干部，语气罕见严厉：“北京不流血，谁记得你的功劳？傅作义做到了！谁再故意拆台，就是拆中央的台。”屋子里顿时鸦雀无声。
紧接着，周恩来主持水利部党组会议，开门见山：“今后任何一份重要文件，没傅部长签字，一律退回重办。”会后，原本搁置的工程预算当即批复，部长的电话也恢复正常。不久，一辆贴着“水利部专用”标识的吉普停在门口，再没人敢动。
正是有了这股强力背书，水利部的人心很快拧成一股绳。1952年，治淮指挥部成立，傅作义带队南下勘察；1954年，荆江分洪工程开工；到了1960年代，又有刘家峡、罗布泊等水库立项。有人感慨：这位昔日骁将，如今竟成了伏案画线的“工程师”。傅作义笑答：“治水也是行军，只不过敌人换成了洪流。”
从1949到1972，他在水利部长位置上整整干了二十三年，参与或主持了二百余项水利工程，为粮田灌溉、防洪调蓄立下汗马功劳。岁月流逝，曾经的风卷残云沉入史册，却留下密布大江南北的渠坝堤堰。
再回望1951年的那个夜晚，如果毛泽东和周恩来没有及时出手，水利部或许走向另一番结局。事实证明，北平和平解放的贡献不只在一时的城池无损，更在后来浇灌华夏土地的滔滔清流。傅作义把枪声留在了过去，把治水图纸铺展开来，这才是他真正的宿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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