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5日凌晨，清华园车站灯火昏黄，43岁的王范站在站台边，左手按着地图，右手捏着袖珍手电。他只是悄悄对身旁警卫叮嘱一句：“头车出站别减速。”短短八个字，关系着中央首长安危。
列车稳稳停下，毛主席、周总理等人依次走出车厢。车门刚关，王范便示意车队启动。他不在首长车里，而坐在第一辆侦察车。香山方向黑得发亮，路旁每五十米一名便衣，都是他提前布的点。有人事后埋怨阵仗太大，王范淡淡回应：“夜色深，子弹快，让它空过去。”
时间回溯到1905年6月16日，江苏如皋东乡一间茅草屋里，王范出生。佃农家庭，交租要七成，日子掰着指头过。十三岁那年，他抱起家里的石锁练臂力，村里老人说：“这孩子心里憋着火。”火从未熄灭，他要找出口。
1926年秋，掘港镇的平民夜校飘出煤油灯光，他在那里结识小学教师王盈朝。两人曾一起赶看莫家园的戏，看到地主少爷欺负穷孩子，王范一拳将对方掀倒，乡民第一次见他动真火，也是那夜，他被介绍入党。入党后不到一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压来，夜校关门，王范在逃亡中学会易容，用小脚布裹住头发装老妇人，坐在河边洗衣才躲过搜捕。
失去组织联络后，他漂到上海。缺粮也要活下去，他报考巡捕学堂，毕业分到四马路英租界巡捕房。没几个月，他与潜伏在内的地下党员接上线，正式恢复组织关系。那时中央特科需要能打能忍的人，王范正合胃口：递过情报，配合剿过叛徒，也练就察言观色的眼力。
1932年4月叛徒出卖，他在租界里被一把拧住手臂。敌人并未识破身份，只押他到南京军人监狱。鞭打、辣椒水、老虎凳轮番上场，他只是冷笑。一次对质，王范指着叛徒吼：“姓王名范你都不知，还敢说认得我？”这句话堵死了敌人证据，他被以“嫌疑犯”判十年而非死刑。
狱门紧闭，却挡不住秘密流动。洗衣房里，王范听见章阿昌轻声说：“总得留口气等机会。”他立刻明白对方身份。接头、传纸条、换书籍，他在牢里读完《大众哲学》《世界革命史话》，自嘲“铁窗大学”。更重要的是，他背熟了七十多名同志的来历，为日后营救留下线索。
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周恩来、叶剑英交涉后，大批政治犯获释。走出监狱门，王范递给办事处一张密密麻麻的名单，李克农看后只说一句：“人没白关。”随后他被送往延安，先是党校学员，后做保卫干事。延安土路多，特务也多，王范一年破获十余起潜伏案，被边区称为“锄奸模范”。
抗战胜利，王范奉命赴承德、赤峰。赤峰天主堂案件就是他抓的：十余名国民党潜特藏身钟楼，以运输医药作掩护。王范蹲守三昼夜，摸清进出规律，一网打尽。马歇尔接到国民党代表投诉，说“摧残宗教自由”，结果拿到王范的调查报告后，无话可说。毛主席听汇报时点头：“这人眼睛尖，心也稳。”
1948年锦州解放，他调任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又接东北局社会部部长。中央准备北平进驻，李克农点将：“先遣队长，非王范不可。”王范进城后查水源、测道路、清空沿线危楼，甚至把颐和园后厨的井水都试过三遍，才写下“可用”二字。
可他也因此挨批。毛主席进颐和园那天，游客被临时劝离。主席扫了一眼空荡荡的长廊，皱眉说：“百姓想看看园子，都被你们挡外头？”当晚到香山，他又批车速太快。李克农只得把责任揽下，王范站在一旁没吭声，心里却悬着：只要车不出事，骂两句算轻的。
新中国成立后，王范调回上海。1954年，他成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首任检察长，查案仍旧一丝不苟。有案件牵涉刑讯过激，他直接否决，说“口供不能沾血”。这种硬脾气后来惹麻烦。1958年，因“工作作风问题”他被连降十级，调到七一人民公社当副部长。朋友看他卷铺盖，难过得说不出话。他扛着行李开玩笑：“级别低点，蚊子也少。”
毛主席得知后意外，亲口说：“我要亲自过问此事。”中央相关部门重新核查，几年后王范获平反，回到司法系统。只是连番折腾，身体已被拖垮。1968年，他在极端压力下采取过激方式自尽，终年63岁。数百名旧部偷偷前来吊唁，留下一顶顶旧军帽。
1978年4月，中共江苏省委文件把王范案彻底纠正，评价为“忠诚坚定，功在国家”。文件末尾只有一句附注：“应按副省级待遇优恤家属。”历史的尘埃随之落地，人们终于能在档案馆里读到那份密密麻麻的越狱名单，见证一个保卫者写就的锋利与赤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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