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的一天，正值北京电子工业展览会开幕，人群围着才到国内的黑白电视机兴奋不已。那时的钱学森刚结束一场关于火箭推进剂的学术报告，被同事拉去“开开眼”。他看了几秒，笑着摆手：“设备还是要花在实验室里。”从此以后，他对电视始终保持“礼貌而客气”的距离，家中没有电视成了朋友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时间很快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经常出国学术交流的同辈科学家纷纷将彩电搬回住所，晚上对着荧屏边看边议。有人劝钱学森也买一台，他却总归一句话：“眼睛不够用，实验数据还摆在桌上呢。”那会儿，他每晚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大，一边记笔记，一边分析国外航天新动态——这种习惯一直坚持到90岁以后。
1996年，85岁的他被医生判了“卧床令”。骨质疏松、脊椎压缩，让原本快步如风的老人只能在轮椅上缓慢移动。体能受限，思维没慢下来。卧室的床头柜上堆着当天的《解放军报》《参考消息》，旁边还放着小巧的录音机。傍晚，他让工作人员把磁带倒回开头，仔细回放与航空发动机相关的报道。只要遇到听不清的段落，就示意重播。
有意思的是，他对“视觉”新闻始终保持一定距离。身边的弟子替他朗读文字，偶尔插一句：“老师，电视里正在播火箭发射的画面。”他会点头，还是希望先听完整数据。对他而言，画面比不过一串串公式与温度曲线。
日子悄悄滑到2007年，老人已年届九十六。那一年，听力明显下降，高频声几乎捕捉不到。收音机音量调到最大仍不够，报纸上的小字也越来越模糊。他索性把纸质资料改成大号打印稿，床边灯光从40瓦换成60瓦。事情到这里，本可继续按照原来的节奏，可一次小小的偶遇打破了惯性。
2008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后，志愿者给他送来一本《奥运特刊》，照片上鸟巢夜景流光溢彩。钱学森盯了足足两分钟，轻轻叹了口气：“光看静图不过瘾，动态效果应该很震撼。”当晚他问儿子钱永刚：“支个电视行不行？多少钱？贵不贵啊？”听到父亲这句看似随口的询问，钱永刚愣神两秒，旋即笑道：“别操心价格，立刻给您装。”简单对话，只占几秒，却改变了家里几十年不变的格局。
十月初，一台42英寸液晶电视被安放在卧室柜子上，为了保护老人视力，屏幕与床头保持两米距离，音量配合助听器调到恰好能听清的大小。打开的第一档节目是《新闻联播》，画面里天安门华灯初上，口播速度稳定。老人紧盯字幕，时而点头，时而皱眉；字幕行进的速度恰好跟上他眼球移动的节奏，这让他颇有“又找回信息通道”的喜悦感。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新闻，他还迷上了体育频道的慢动作回放。短短几周，游泳、跳水、乒乓球的技术细节被他看得津津有味。一次听到主持人介绍某位运动员使用最新水阻测试系统，他指着屏幕说：“这和喷气发动机的风洞原理类似，可以做交叉验证。”工作人员笑言：“先生看电视也不忘算公式。”
电视剧对他却依旧难产生黏性。家人试着换到一部当红的都市情感剧，不过三分钟，老人便挥手：“转台，剧情不严谨。”电视广告里若出现进口品牌，他会用微弱却清晰的声音评论：“基础材料强度如果我们掌握得更好，不怕它的。”语速稍慢，却依旧锋芒毕露。
2009年8月中旬，中央领导到家中探望，问及健康状况，他用带笑的语调回应：“指标还行，争取冲一百岁。”谈话自然绕到了人才培养，他仍坚持“工程科学一体化”理念，强调复合型创新教育的重要性。劝谈结束，老人缓缓起身，示意送客到门口。那一刻，他看似日渐消瘦，却精神宽阔。
两个月后，肺部感染来得猝不及防。10月30日晚，吃饭时轻微呕吐，体温升至38.3℃。凌晨送达医院，检验报告提示多处炎症阴影，氧合指数快速下滑。医生紧急上呼吸机，可氧合有限。31日凌晨，97岁的钱学森平静地合上了眼。身边人回忆，心电监护降至直线前，电视还停在体育频道的重播画面。
11月3日，八宝山革命公墓，数万名群众在细雨中默默排队致意。追悼大厅没有悼词，只有环绕大厅的素白花圈和那张戴着眼镜的微笑遗像。新华社随后刊发六千余字长篇讣文，用十一项“第一”概括其功绩。报道最后写道：“人民科学家把一生献给祖国的国防、教育和航天事业。”事到如今，这句话仍被无数后辈挂在实验室门口。
电视机至今静静地摆在那间房。屏幕不再亮起，可当年那句轻轻的“贵不贵啊”仿佛还在空中回荡，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功勋卓著的科学家生平第一次向家人提出如此普通的请求。或许，正因为他把一切精力都给了国家，生活里的琐碎享受才被无限推迟，直到岁暮，才给自己留下一点晚霞般的闲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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