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中原大地战火再起。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国，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举兵西向，掀起了西汉建立以来规模最大的诸侯叛乱——史称“七国之乱”。这场历时三个月的战乱，既是汉初郡国并行制积累的矛盾总爆发，更是汉景帝刘启为巩固中央集权、推行削藩政策的雷霆反击，最终重塑了西汉的政治格局，为“文景之治”的延续与汉武帝时代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汉初，刘邦为“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在推行郡县制的同时，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形成“郡国并行”的政治体制。诸侯王在封国内拥有军政大权，掌控土地、赋税与军队，俨然一个个独立王国。经过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诸侯国经济实力日渐雄厚，尤以吴王刘濞的吴国最为突出。吴国地处东南，坐拥铜山可铸钱，滨海可煮盐，无需向中央缴纳赋税，财富甲于天下；刘濞又招纳天下亡命之徒，厉兵秣马四十余年，势力远超其他诸侯。随着诸侯势力膨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日益尖锐，文帝时期便已出现“尾大不掉”的隐患，贾谊曾在《治安策》中疾呼“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却因时机未成熟未能推行。
汉景帝即位后，中央与诸侯的冲突已箭在弦上。景帝采纳御史大夫晁错的建议，坚定推行削藩政策——晁错在《削藩策》中直言“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一针见血点破诸侯叛乱的必然性。景帝先是以细故削夺楚王刘戊的东海郡、赵王刘遂的常山郡，继而瞄准势力最盛的吴国，下令削夺其豫章郡、会稽郡。这一举措彻底点燃了刘濞的叛乱野心，他早已对中央心怀不满——早年其子刘贤入朝时，因与当时身为太子的刘启博弈发生争执，被刘启失手打死，这份私怨与权力诉求交织，让刘濞决意起兵谋反。
公元前154年正月，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正式起兵反叛。七国联军声势浩大，吴王刘濞亲率二十万大军从广陵出发，渡过淮河与楚军会师，向西直指洛阳；赵王则勾结匈奴，意图南北夹击。叛军初期进展迅猛，很快占领淮泗地区，震动长安。面对危局，景帝一度动摇，在袁盎等大臣的建议下，诛杀晁错试图平息叛乱，然而刘濞却撕下伪装，自立为“东帝”，继续挥兵西进，证明“清君侧”不过是叛乱的幌子。
晁错之死未能换来和平，景帝终于下定决心以武力平叛。他任命周勃之子、太尉周亚夫为帅，率领三十六位将军出征，同时派遣郦寄攻打赵国、栾布平定齐地诸藩，形成多路夹击之势。周亚夫深谙兵法，采纳“以梁委之，绝其粮道”的战略：任由吴楚联军猛攻梁国（景帝之弟刘武的封国），牵制叛军主力；自己则率军绕道至叛军后方，截断其粮草运输线。梁国坚守睢阳，死死拖住吴楚联军，使其久攻不下、粮草耗尽，军心大乱。周亚夫趁机发起反击，在昌邑（今山东巨野）大破吴楚联军，楚王刘戊兵败自杀；吴王刘濞率残部逃往东越，最终被东越王诱杀，首级被送往长安。与此同时，栾布平定齐地四王，郦寄攻破赵国，匈奴见叛军失利也中途撤兵。短短三个月，七国之乱便以中央朝廷的全胜告终。
七国之乱的平定，是西汉中央集权对地方割据势力的决定性胜利。战后，景帝趁热打铁，推行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取消诸侯王的军政大权，规定诸侯不得再亲理国政，由中央任命的国相治理封国；分割叛乱诸侯的封地，增设新的侯国，进一步削弱诸侯势力；明确诸侯“衣食租税而已”，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与军事。这些举措彻底改变了“郡国并行”体制下诸侯尾大不掉的局面，使中央集权得到空前巩固，为西汉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汉武帝时期推行“推恩令”、彻底解决诸侯问题铺平了道路。
这场雷霆万钧的削藩之战，不仅彰显了汉景帝的政治魄力与周亚夫的军事才能，更印证了中央集权是大一统王朝的必然趋势。七国之乱后，西汉王朝摆脱了地方割据的掣肘，进入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黄金时期，为日后反击匈奴、开拓疆土，成就大汉王朝的赫赫威名，埋下了至关重要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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