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明回来了”五个字刚蹦上热搜，评论区就像被戳破的气球，噗嗤一声，瘪得比彩排现场的笑声还快。七年没端春晚这碗饭，大家以为她会端着新菜，结果端上来的还是那盘老醋花生，连盘边摆的胡萝卜花都一模一样。有人把耳机拔了，说被尖嗓子扎得耳膜疼；有人把电视静音，吐槽她一张嘴就像指甲刮黑板。潘长江站在旁边，像被按了循环键的复读机，还没开口，观众已经提前替他把包袱翻了个白眼。
可把时间往回倒三十年，蔡明是能把悲剧演到让人不敢大声喘气的人。早年在《戴手铐的旅客》里，她抬眼一瞥，比手铐还沉。后来换上花棉袄、贴上假睫毛，成了“春晚毒舌奶奶”，一句“干嘛呢干嘛呢”能把观众从炕头笑到地上。那时候的笑是新鲜的，像第一口冰镇汽水，现在再听，汽跑光了，只剩甜腻的色素味。
观众不是故意苛刻，只是口味被一年一度的大杂烩喂刁了。短视频里三秒一个包袱，五分钟一场反转，谁还耐烦等老太太抖袖子？蔡明依旧把音调拔高八度，肩膀一耸一耸，像老式缝纫机哒哒哒踩线，可布料已经没人想穿。她或许也偷偷对着镜子练过新节奏，可肌肉记忆比网速慢，嗓子先一步跑回上世纪。
后台的休息间，她拿手机刷评论，手指悬在屏幕上方，像怕戳疼自己。儿子丁丁发微信说“妈，别往心里去，我剧本写完第一稿了”，她回了个笑脸，加了个两百块的红包。丁丁三十多了，换过创业、投资、直播卖货，最后缩在北京北五环的出租屋写剧本，电费都得老妈定时充值。蔡明没觉得丢人，她只担心哪天自己喊不动了，儿子还没赶上剧组开张。
有人劝她：退了得了，把舞台让给年轻段子手。她摇头，说不是恋台，是怕一松手，连这点被议论的资格都没了。老牌演员像老钟表，走得再不准，也总比停了的那个强。她得继续转，才能让齿轮咬合儿子的未来——哪怕那未来眼下只值一页大纲和两杯星巴克。
所以彩排结束，她照样五点起床，让化妆师把睫毛粘得再夸张一点。观众骂“做作”，她就把“做作”调成最大音量，至少比沉默响亮。春晚的灯再亮，也照不到后台的阴暗角落，可那束光只要还打在她脸上，她就能把自己和儿子一并拎到光斑里。至于能不能把嘘声翻个面儿，她没底，反正先笑着，笑到除夕钟声撞响，再决定要不要把笑声收回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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