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盛夏一个闷热的夜晚，北京中南海里灯火未眠。宴会厅里人影错落，一名体格魁梧却神情谦和的中将被秘书轻声请到侧门。对方只说了一句：“主席想见您。”他，就是在戎马半生后被突然调回国内的孙继先。短短一年时间，他已往返荒凉戈壁、科研前线和首都多次，而一切的缘起要追溯到1958年那通骤然响起的加急电话。
往事如帧。1958年2月的一天深夜，志愿军司令部值班室灯光刺眼，值班参谋递给杨勇一纸电报：中央限时调孙继先即刻回国，机密任务，刻不容缓。当晚，孙继先还在平壤郊外勘察灾后重建的水利坝，身上沾满泥土。接到通知，他想不出自己这个刚抵朝鲜不到一年、忙着修桥铺路的“建设司令”能有何要紧事。可军人的本能只有一个词——服从。他当即收拾行囊，翌日清晨便登上了返程列车。
列车一路颠簸，窗外从冬雪皑皑的鸭绿江头渐次过渡到关内的黄土高坡。同行的警卫员小声揣测：“司令，是不是又要南下打仗？”孙继先没回答，只扭头望向远处的天际线。那时的他四十七岁，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二十五载，湘江血战、大渡河突围、莱芜合围、渡江东渡，每一幕都像昨天。可如今战火既歇，国家正筹谋新路，他心里明白，这趟突如其来的征召，多半与另一场没有硝烟的大决战有关。
到达北京后，他被直接送进总参大院。迎接他的是老上级肖华。茶水温热，话锋却直奔主题，“中央决定，组建新型战略试验基地，你去当第一任司令员。”孙继先愣住，旋即反问：“我只会打仗，导弹那套太玄乎。”肖华放低声音：“聂帅已点了你名，工作不是写公式，而是把人、地、物统到一处，做成一座能让导弹起飞的靶场。”
这座靶场后来被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地二十训练基地”。建立它，光有满腔热血远远不够。第一道关就是“人”。1958年4月，孙继先把需求单递到总参：工程师、测地员、后勤、通讯，合计两千三百余人。文件递上去几小时后就被退回，批注只有八个字——“全军凋敝，无此余量”。这回轮到孙继先急了，他跑遍空军、海军、炮兵各口，甚至守着科技委的楼道堵人，只要听说谁懂火箭、雷达、光学测距，立刻登记到本子上。有人打趣他像“逮人充军”，他憨厚一笑：“祖国缺席，有本事都得上！”
人勉强凑齐，选址又摆在面前。苏联顾问团递来一叠候选地名单，从塔克拉玛干到罗布泊共十几个圈定点。孙继先先后跑了五千多公里，最后把红圈画在甘肃、青海与新疆交界的荒漠。那里风大、沙粗、昼夜温差吓人，但空域封闭、地广人稀，“要轰天动地，就别让百姓受惊。”他说完，自己先搬进了帐篷。戈壁深夜零下三十度，他裹着军大衣，仍要拎壶热水抱在怀里才能入睡。
就在最紧张的基建阶段，周恩来总理作出一项特殊批示：一，配给孙继先专用运输机，往返北京与西北可随时起降；二，其座车获准通行中南海。这在当时堪称破例。总理解释得爽快，“时间换成果，少耽搁一天，就可能多飞一枚弹。”外界因此戏称孙继先“空中跑司令”。他自己却很清楚，这两项便利是把双刃剑，代表着信任，更意味着责任，片刻都不敢懈怠。
基地从无到有，并非一帆风顺。最让人头疼的是试验塔架。苏联专家给的图纸适用于森林冻土地带，搬到戈壁，沙层松散，风压极大。一次夜里，钢塔被狂风吹得嗡嗡作响，全体技术人员都担心会垮。孙继先披着棉袄守在下面，喊到：“塌了我负责，大家顶住！”后来他让工兵把塔基下挖三米，填进碎石和插钢轨，加固成井字桩，硬是稳住了全场。几位外籍专家竖大拇指，“这种土办法，效果不差。”
1960年9月10日清晨，试验场一派肃杀。银白弹体在发射架上喷出橙色火舌，那一声巨响翻越戈壁，漫过祁连雪峰。秒针转过的每一格，压在场区指挥所的众人心头。计时零点，导弹突破云层，准确击中靶标。大厅里掌声与欢呼齐起，孙继先却只是长出一口气，抬头看着指挥席墙上的挂钟，默默记下这一刻——9时07分。
值得一提的是，首枚导弹成功的电报发往北京时，抄送第一号便是中南海。周总理听完汇报，只说了一句话：“告诉孙继先，祖国听见了声音。”后来回忆起此事，孙继先说：“那一刻，比在湘江阵地上捡回一条命还痛快。”
外界总好奇：一位没有高学历、从泥腿子成长起来的将军，是怎样驾驭如此艰深的尖端事业？答案或许隐藏在他早年的经历。十几岁离家拜师学拳，二十岁夜奔参军，两万五千里长征里翻雪山过草地，每一步都是在陌生领域摸索生路。对他而言，未知并不可怕，怕的是不敢闯。导弹当然复杂，可只要分解成土建、通信、供电、测算等工序，每一道环节都能找到办法啃下来。
同时期的档案也显示，地二十基地建设阶段，孙继先向上级提交的书面建议多达一百五十余份，内容涵盖技术路线、物资调配、士兵家属安置、野外教育等，被聂荣臻批示为“层次分明、刀口准确”。在那片黄沙里，工棚立起来，简易教室挂起黑板，孩子们的朗朗书声在炮鸣间回荡，这正是他最看重的人心工程。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响，20基地的信号站抢先监控到蘑菇云。那天，已是副司令员的孙继先站在风口，任由沙尘扑面，看着天际泛出的光晕，沉默良久。身旁的参谋悄声说：“司令，您的导弹更该提速了。”他点了点头，“懂，你我都得跑得更快。”
后来，关于那两项特权，他在回忆录里只用几句话带过：专机和专车不是荣耀，是催促。真正的特权，是能够提前为国家抢回几年时间。
1980年代，孙继先离休。有人探访时问他，如今导弹上天、卫星入轨，是否想过当年的荒沙会变成航天城？老人摆手笑了笑：“那时只想着把活儿干好，哪顾得上想几十年后的事。我们只栽树，后人自会乘凉。”简短一句，却道出一位老兵始终不变的信条——国家利益在前，个人荣辱居后。
岁月流转，昔日的导弹靶场早已扩展为综合航天试验区，火箭拖着长长尾焰，跨过同一片天幕。而那通1958年的深夜长途，仍旧在历史风声里回响，提醒后人：真正的紧急令，往往指向民族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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