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6月28日清晨，重庆阴雨初歇，一辆挂着成都军区牌照的吉普车越过嘉陵江大桥，沿着石子路颠簸前行，目的地是铜梁县转龙乡袁家老宅。车里除了一封加盖西南局公章的通知，还有一张泛黄的名单——名单上最醒目的名字是袁镜铭。到达乡口时，车门刚打开，一位干部压低声音说出那句后来在当地流传许久的话：“同志，请把周总理照片拿出来。”
这一幕的源头，可追溯到二十八年前的广州。1925年10月，黄埔岛上晨雾弥漫，第三期军官生刚结束体能考核。台阶尽头，周恩来身着黄呢子军装，正在逐一询问新入党的青年。排在队尾的袁镜铭不动声色，他记得自己入党誓词是在珠江上一条小船里说出的，也记得递给他那本油印文件的同学嘱咐：“这本子要贴身放。”当周恩来目光转向他时，他立正敬礼——那一瞬间的合影，后来被裱进相框，成为袁家最珍贵的物件。
袁镜铭出生于1905年，铜梁县转龙乡盛产红沙土辣椒，日子却并不辣。父亲靠几亩薄田度日，母亲常说：“穷也要读书。”袁镜铭十六岁弃学从军，先在杨森部随营军校就读，又历经荣昌、泸州一带的混战。升到上尉后，他请长假回乡，发现乡亲依旧衣衫褴褛，这种落差成为他报考黄埔的动因。四年兵荒马乱，换来一个简单念头——要找到真正能救百姓的路。
黄埔一年半的学习，让袁镜铭第一次直面“阶级”与“民族”两个宏大词汇。周恩来周末常到省城演讲，他的话直白又尖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在场学员或目瞪口呆，或拍手叫好。袁镜铭属于后一类，他把学到的情报搜集、交通联络技巧一股脑写进笔记。几年后，这些笔记在上海法租界的阁楼里派上用场。
1927年春，他被中共中央军事部派到武汉分校充任教官，身份成了“双面”。白天讲授战术，夜里用毛笔在蜡纸上抄写《布尔什维克》。那年秋天，武汉局势骤转直下，周恩来交给他一张写有四个字的纸条：“回川筹兵。”于是他扮作行商，搭货船顺江而上，去找旧识郭汝栋。可动员工作刚有眉目，1929年涪陵兵变爆发，他被扣押三个月，险些没命。获释后，他接到上海密电——白色恐怖已至，需要他这一条能够潜进敌军的“游鱼”。
1930年春，上海。袁镜铭与陈赓、顾顺章在一间照相馆二楼商量组建“红队”。期间，他把炮兵营老乡陈策远推荐进核心小组。为了练枪法，他们夜里在闸北店铺后院打光蜡烛练速射。反动当局立刻贴出悬赏：活捉袁镜铭，重金一万元大洋。彼时的大洋可以买六十套石库门里弄，可这个数字并没能让他停下。
同年冬，蒋介石大军围剿鄂豫皖苏区，武汉三镇封锁升级。长江局急需一个熟悉军情与水网地形的联络员，周恩来选中了袁镜铭。可惜叛徒出卖，1931年12月初，袁镜铭与八位同志深夜被捕，押往汉口警备司令部。酷刑持续十天，左锁骨被铁链穿透，他仍咬牙保守组织机密。18日上午，九人被押赴汉口日租界外滩示众。袁镜铭率先高呼：“打倒国民党！共产党万岁！”随后枪声响起，他倒在雨后泥地，年仅二十六岁。
消息未能突破封锁。转龙乡没人知道袁镜铭已牺牲，他的妻子袁李氏只记得临别前丈夫轻声说：“十年内一定回来。”从1931到1941，她在门口挂了盏昏黄的油灯；灯芯换了数十根，人却不见。1949年12月2日，解放军解放铜梁，乡里喜气洋洋，她却站在老街发呆，“也许他是随部队回来了”——这是她对干部说的第一句话。
解放初期，地方档案一片散乱。袁镜铭的弟弟袁凯多次托人往重庆、西南局打听，仅得一句“下落不明”。直到1953年2月16日，他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情，给北京中南海寄出一封求证信：信封写“周总理亲启”。这封信在北京辗转两天后，摆到了总理办公桌。周恩来看完，久久无语，他记得涪陵兵变后的那次谈话，也记得汉口逮捕名单中的“袁文忠”（袁镜铭化名）。几分钟后，他批示：一、追认革命烈士；二、通知家属；三、如有遗属生活困难，照抚恤条例办理。
于是就有了开头那辆吉普车。干部们入户后，先递上《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又说明来意：登记照片，以便中央档案馆存档。袁李氏从木箱里捧出那张泛黄合影，双手发抖。相片里，周恩来站在正中，左侧第二人便是年轻的袁镜铭，眉眼间仍带着初出黄埔的踌躇。拍摄者已不可考，但钉在相框背面的纸条写着日期：1926.3.12。
照片被带走后没再送回，留下的只有一枚鉴定章。不过，烈士证书和五百五十万元旧币抚恤金算是给孤儿寡母撑起了日后生活。转龙乡人提起袁家，先说“烈士”，再说“照片”，再说“周总理”。时间慢慢往后走，老宅门槛被踩得更亮，门梁上却多了一块小匾：袁镜铭烈士故居。
有意思的是，铜梁县档案馆在1979年再次整理烈士资料时，发现周恩来的亲批原件旁有一句铅笔字：“此人枪法卓绝，可另作军史资料。”写字人未署名，只落了日期——1953.6.30。几十年后读来，依旧能感觉那一线惋惜与欣赏交织的情绪。历史长卷里，战争年代的个人生命往往被战报数字吞没，可当某一天，一名普通烈士的名字被重新唤起，一段尘封往事又会在后辈心中复燃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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