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北京尚未彻底回暖，城里最抢手的仍是香烟和棉衣。外事部门刚刚收到一批外宾礼物，其中有两条异国品牌的薄荷烟，被工作人员登记入库。毛主席得知后，没有急着拆封，而是叮嘱：“先放着，日后或许有用。”一句平常话，埋下了后来的伏笔。
1950年4月，上海徐家汇天空灰蒙。贺子珍在租住的小楼里辗转反侧，几天来几乎靠烟续命。月初，妹妹贺怡因车祸离世的噩耗，让她夜里常被梦魇惊醒。医生劝她减烟，她摇头苦笑，眼里全是血丝。就在这时，读中学的李敏从北京赶到，怀里揣着父亲交待的包裹：一条开封过半、只剩十支的外宾香烟，外加几盒西药。
李敏先是愣住。父亲批阅文件时，一根接一根地抽黄鹤楼，自己却舍得把这稀罕物整条带来？数了数，十支，不多不少。刹那间，她懂了：不是随手送礼，而是让妈妈知道——“可以抽，但别沉迷”。限制的分量，比千言万语更管用。
客厅玻璃灯暗黄。贺子珍打开烟盒，薄荷味扑面而来，神情微微一顿。李敏轻声提醒：“爸说，西药要按时吃，烟别贪。”母亲点头，手却没抖，仿佛这十支烟把她从绝望边缘拉回来。她抽了一支，把剩下的九支整齐放回盒中，锁进抽屉。
入夏后，李敏返校。离沪前，贺子珍挑了几篮新鲜青菜和一件银扣耳勺托女儿带回。“北方菜老，他爱吃嫩叶子。”她说得平静，可眼角潮湿。北平中南海里，毛主席握着耳勺笑了笑：“她还是那么细心。”一旁的工作人员记下：江西产波菜、上海小青菜、耳勺一件。
年底，贺子珍的身体状况越发不稳，肺部旧疾加重。李敏请了半天假，向汪东兴求助。汪东兴拍板，嘱咐上海市政府设法改善住所。市长陈毅了解情况后，把自己原先的宿舍空出，并安排保健医生定期上门。可惜，创伤过重的精神，非良房好药即能治。
1954年9月，首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毛主席的开幕词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放。贺子珍靠在藤椅上，一遍遍听熟悉的湘音。嫂子李立英感叹：“声音还是那么洪亮。”贺子珍若有所思：“他那么忙，还记得让我少抽烟。”第二天，收音机线路烧坏。她倚窗发呆，一连低烧数日。汪东兴获悉后电告北平，毛主席旋即写信劝慰，并派人送去进口收音机和新配的降压药。
时光无声滑入1958年。中央批准贺子珍赴南昌疗养。初到江南，她见惯稠密的细雨，心情稍有舒缓。与妯娌朱旦华同住期间，两人常去八一广场散步。工业展览开幕那天，场馆中央竖立一座毛主席塑像，神态威严而慈祥。贺子珍驻足良久，泪水终没忍住：“早知道这样，当年就不负气离开。”朱旦华轻扶其肩，没有劝，只递过手帕。
那之后，贺子珍每天将烟控在两支以内。她把那只只剩九支烟的盒子珍藏在枕边。偶尔心绪不宁，打开盒盖看看，便又关上。药物加心理疏导，病情趋于稳定。医生总结：“节制比药效更重要。”李敏寒暑往返，发现母亲的烟瘾终于像北京冬季的柳絮——飘得慢，也散得快。
1960年春节前夕，南昌邮局挂号信送到贺子珍手中，是毛主席亲笔所书的对联：养志以寡欲，摄生当慎烟。落款“润之”。屋外鞭炮声此起彼伏，她默念数遍，把对联贴在里屋立柜上，再看那盒剩余的香烟，已只剩七支。
有人问李敏，那盒烟为何十几年不见用完？她回答：“数量有限，提醒无限。”一句话，道尽父母之间的牵挂与克制，也折射了那个年代革命者自我约束的品格。
后来，贺子珍在南昌安度晚年。记者去采访，她摆摆手：“别问我过去的事，也别再给我烟，我戒了。”访客转身离开时，她却专门嘱咐：“如果见到主席，请告诉他——那七支烟，一直都在。”
时间慢慢远去，一盒未抽完的外宾烟，见证了两个久别故人的深情，也见证了战火洗礼后的沉静与坚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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