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23日凌晨，西柏坡的煤油灯把院落映得通明，中央进驻北平前的最后一次碰头会刚结束，毛泽东却握着一本《赤都心史》久久没有合上。翻到书页边缘那句评语“他是有思想的”，毛泽东轻轻点头，目光穿过窗棂，回到了26年前的旅途。
1923年4月底，湘潭小火轮抵达上海码头，一支去往广州开党的三大的代表队伍迅速集结。毛泽东第一次看见瞿秋白时，对方正挽着厚厚的俄文原版《共产党宣言》，夹着黑呢风衣，略显羞涩，却开口就抛出一句俄语谚语：“革命是科学，也是艺术。”毛泽东听得有趣，随口笑道：“那咱们上路试试艺术值几分。”
火车驶过江南水网，车厢里两人已争论得热火朝天。瞿秋白从阶级分析谈到苏俄经验，毛泽东则不停追问“乡村怎么办”“农民靠什么站起来”。车窗外晚风猎猎，把纸张吹得翻飞，两人干脆用铅笔在空白处画箭头、做提纲，旁边的代表感叹：“这俩年轻人比夜汽笛还闹腾。”
6月12日，广州夏雨倾盆，三大召开。关于是否同国民党合作的争论尤为激烈：张国焘喊出“不共戴天”，陈独秀索性主张“归入国民党”。毛、瞿对视后，同声提出必须先利用统一战线打开局面，再在斗争中壮大无产阶级力量。这一折中而富于策略的建议最终写进了会议决议，也让他们彼此加深了信任。
会后，两人以个人身份入国民党，联手参与改组。毛泽东回湘半年，就把长沙及周边多县的国民党支部办得红火；瞿秋白留沪主持《新青年》副刊，又兼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每周讲两堂《资本论》读书会，学生坐满窗台。国民党元老陈果夫私下嘀咕：“支部像雨后春笋，全是那位湖南人折腾出来的。”而鲍罗廷更直言：“瞿秋白是笔杆子里的机关枪。”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右派加紧“清党”。国民党中央礼堂内，一位代表讥刺：“共产党只是客人，该知道分寸。”毛泽东拍案而起：“客人若能修房子，主人没理由赶人走！”同年10月，他接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创办《政治周报》，社论直指“孙文主义学会”的反动本质；与此同时，瞿秋白在中共中央主导宣传，接连发表《青年与农民》《资产阶级的两难》等文，把右派言论反复剖析。左翼舆论一时声势浩大，二人的配合让右派攻势偃旗息鼓。
国共关系终因1927年“清党”崩裂。4月，毛泽东辗转武昌，决意发动秋收起义；8月，瞿秋白在汉口组织党的临时政治局，顶着白色恐怖维系全国联络。枪声与文字在不同战线上呼应，二人虽各自奔忙，却保持通讯，“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考也在信中反复讨论。
1929年底，远在莫斯科的瞿秋白读到《井冈山斗争概略》，兴奋得彻夜难眠，挥笔写下“毛泽东红军万岁”——这是第一次把井冈山经验完整介绍给国际。革命报纸《国际通讯》刊发后，引来不少质疑，主张“城市中心论”的欧洲党人摇头叹“离经叛道”，瞿秋白却在批注里坚定写道：“离经，正因为要救中国；叛道，恰好照见马列主义的活的灵魂。”
1930年1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江西寄出。瞿秋白收到后，立即复信：“中国海岸线长，敌火力集中于都市，你以山岭丛林为依托，正是运动战的现实路径。”短短数语，让毛泽东深感知音难觅，身边警卫听见他自语一句：“秋白看得透，真难得。”
时针拨到1935年6月18日，福建长汀细雨蒙蒙。押解途中，一名士兵低声问：“有遗言吗？”瞿秋白笑了笑：“请给我一碗酒。”几口下肚，他倚着凉亭石柱，哼起《国际歌》。守兵以为他醉，可那歌声洪亮，震得树林里的鸟群惊飞。36岁的瞿秋白从容赴难，留下最后的诗稿《多余的话》，其中两句写道：“奋臂高呼者死而无憾，孤魂长伴赤旗之飘扬。”
1949年北平城内，风声渐息。毛泽东筹备新政权的同时，指示整理瞿秋白遗著，要求“字字必真，勿增一词”。1950年12月31日，他在菊香书屋提笔致信，评价这位早逝的战友：“他在困难年月里坚持英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写毕，毛泽东放下笔，窗外钟声敲过午夜。那晃动的灯影下，“他是有思想的”几字尤为醒目，也映出一种薪火相传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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