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春，河内郊外的一处产科病房灯火通明，刚满十八岁的助产士阮氏玲听见领班低声提醒：“政府文件下来了，今年乡里再少不了新生儿。”一句话，将战后越南的生育浪潮勾勒得分外直白。战争硝烟刚散，人口缺口却像塌方的山谷，一眼望不到底。
三十年连绵冲突几乎耗尽了青壮年。1945年至1975年，法越战争、美越战争相继拉开帷幕，越南官方后来核算，战斗人员与平民合计伤亡逾八百万，其中大多数是二十岁到四十岁的男性。胡志明市军事博物馆陈列的一面统计板，如今仍标着“青壮年锐减三成”几个大字，刺眼得很。
人口失衡不仅意味着劳动力短缺，更直接危及到征兵、修复道路与水利的进度。统治集团很快明白：要把国家从废墟里拉起来，快速补齐人口结构是前提。就这样，一场几乎全民动员的“生育竞赛”在1976年后全面展开。
最先下手的，是法律层面的门槛。婚龄被下调：女性十六岁、男性十八岁即可登记。河内市区档案馆里厚厚一摞结婚证，红封面上写着“1977”或“1978”，落款位置常能看到同一天内连批七八对新人。有人打趣，这几年领证，比战时领军装还要迅速。
随之而来的，是经济刺激。越南财政部先后发布多项补贴令：第三个孩子起按人头发放粮票、布票，以及一定额度的现金优惠。“生得多，补得多”成为街头巷尾最常挂在嘴边的口号。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乡镇广播里，把“多生”同“保家卫国”相提并论，硬是把育龄妇女推到了“前线”。
然而，仅靠补贴不足以抹去男女比例悬殊造成的困境。一些官方文件并未明言，却在执行层面默认了“一夫多妻”做法。假如进入八十年代初的湄公河三角洲乡村，常能见到这样的景象：退伍老兵身边围着三四名女性，一起种地、一起住屋。政府干部给这种组合起了一个颇具政治色彩的称呼——“人口恢复小组”。外人听得新奇，当地妇女却苦不堪言。
“晚上轮着去那间房，不去就要挨批评。”十多年后，一位来自安江省的妇女面对学者访谈时如此回忆。她的声音很轻，仿佛生怕旧日阴影重新落下。那段时期，生育指标被层层下发到乡、到村，甚至到具体户名。很多妇女每月都要向村部汇报经期，半年没怀孕就会被点名“思想有问题”。
医疗条件远远跟不上出生潮。基层卫生站缺药缺电，难产与产后感染的数字居高不下。越南卫生部档案显示，1977年至1984年，部分省份孕产妇死亡率一度高于战时水平。有评论称，妇女在战后承担了“第二次战斗”，只是对手不再是外来军队，而是自身脆弱的身体。
越南政府也在奖励与惩戒之间不断加码。1980年《关于英雄母亲称号的决定》公布后，生满十个孩子的妇女可获国家终身补贴，还有勋章一枚。勋章闪亮，却压得许多人喘不过气。那几年，哪怕是城市护士、银行职员，只要不到第三胎，晋升评优几乎无缘。
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回升的速度确实惊人。统计年鉴显示，1975年全国四千八百余万，到1985年已逼近六千五百万；妇女平均生育子女数在十年间维持在五个以上。单从数字看，政策达到了目标，可社会问题也随之堆积。
随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经济改革启动，政府财政吃紧，“多生多补”已难以为继。1992年民法修正案明确禁止一夫多妻，同年多胎补贴开始缩减。两年后，计划生育口号又挂上墙，这次变成“每户最好两个”。曾被称为“英雄母亲”的女性，补贴骤降，舆论风向也随之逆转。
政策急刹车，让不少家庭措手不及。1996年河内人委发布调研报告提到：“前十年极力鼓励生育，后五年转而限制，高龄多子的母亲身处尴尬。”这算不上讽刺，却是现实的冰冷注脚。
若将视角放长，越南人口在2023年突破一亿，劳动力结构趋于年轻，外资工厂流水线灯火通宵。官方数据背后，仍能看见那些默默无闻的女性名字：阮氏、黎氏、范氏……她们在逼仄的产房里用血汗填补了国家的空白，也在政策折返中承受了额外重负。
时钟走到今天，越南关于婚姻、生育、妇女权益的讨论依旧热烈。战后“恢复人口”的种种做法，被学者一一梳理，留给后人反思。没有哪段历史会轻易过去，它只是换了方式沉淀在集体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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