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2026年度首场重大成果发布会在北京举办，集中发布6项重大成果。本次发布的成果聚焦中华文明探源、“一带一路”考古等，代表了我国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领域的前沿技术和领先水平。
中国动物资源标本库建设取得进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重点实验室（简称“实验室”）于2025年启动了中华文明科技考古资源标准库建设。其中，中国动物资源标本库建设率先推进，目前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国动物资源标本库包括中国古代动物标本库、中国现生动物标本库，其中，中国古代动物标本库收藏有全国26个省区市87个县市121处考古遗址出土的10万件古代动物标本；中国现生动物标本库收藏有腹足纲、爬行纲、鱼纲等7大纲共计220箱1000件（副）现生动物骨骼标本。
这些标本蕴藏着深厚的历史记忆：来自河北南庄头遗址的中国最早的家犬遗存，经过碳氮同位素研究表明，先民慷慨地将食物分给人类最早驯化的伙伴；河南山台寺遗址出土的距今4500年、中原地区最早的家养黄牛遗存，是先民开拓先进生产力要素的重要物证……这些沉默的“历史证物”，不仅是动物演化长河中的关键拼图，更承载着人类与自然博弈的壮阔史诗。
“动物标本库能够为开展碳十四年代学、古DNA、同位素等多学科研究提供权威性样本。”实验室副主任吕鹏说，它构建起支撑环境演变、动物演化、文明演进、遗传谱系等研究的实物证据链，不仅是中华优秀畜牧文化的立体呈现，更通过多学科研究为中华文明基因解码提供科技赋能，为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的时代命题提供历史镜鉴。
复原马铠甲、铜甲等多套珍贵文物
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是距今1300年的吐谷浑王室墓葬。近4年来，考古人员复原了从中出土的马铠甲、铜甲等文物。
实验室考古方舱的郭正臣介绍，墓中混杂堆积的铜甲片与髹漆甲片出土时毫无组合关系可循，稍一触碰便可能碎裂。考古人员对其进行分层清理、提取、保护，对每一片甲片进行精细梳理，通过科技手段分析甲片加工工艺和成分，复原出国内出土相对完整的唐代髹漆马铠甲。“马铠甲采用剔犀工艺和錾花金片包边工艺，金包边的甲胄装饰方法十分罕见。”郭正臣说。
国内唯一的唐代金甲实物鎏金铜甲也得到复原。面对碎成近千片、铜基体酥粉且变形严重的金甲，考古人员在传统修复的基础上，启动了一整套系统的科技诊断方案，如使用X射线成像技术，揭示出表面看似完整的器物实则内部布满隐藏裂隙。鉴于文物的保存状况，考古人员从发掘现场将其整体提取，在实验室内又把上千碎片逐一比对、拼合，最终让这件口径逾90厘米，器形宏大、带有浓郁民族风格的文物恢复了完整样貌。
濒临解体的木胎髹漆盘也得到了修复，在盘内发现的残存葡萄籽，是丝绸之路青海道跨区域贸易繁荣的直接佐证。
“我们构建的‘精细化发掘+应急保护+复原研究’一体化工作新范式，打破了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分步开展的壁垒，将文物保护理念贯穿考古全流程，将为实验室考古在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方面夯实基础。”郭正臣说。
刷新学界对扎经染色技术的认知
2020年，在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出土了一块扎经染色织物残片。经分析研究，其织造年代不晚于公元750年（唐玄宗天宝九年），是迄今国际范围内经科学检测认定年代最久远的扎经染色织物实物。
随后，研究团队通过科技手段识别织物中含有的川黄檗等具有地理标识意义的染料成分，并通过对唐宋时期历史文献系统梳理，初步确认残片即史籍所载之“斑布”。同时，依据《元和郡县图志》提及有关“斑布”作为土贡由荣州（今四川自贡）、涪州（今四川涪陵）等地向都城长安流转的记录，进一步实证了扎经染色织物的原生配方源于我国四川盆地及其周边。
“该研究揭示了在唐代土贡制度影响下，丝绸之路贸易网络运行轨迹，还纠正了‘扎经染色织物印度源头论’的学界认知，确立了中国作为扎经染色这一世界性古典纺织技术主要发源地的历史地位，彰显其在古代纺织史上的原创性贡献。”纺织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刘大玮说。
明确北方旱作农业早期发展的关键时间节点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研究显示，在旱作农业经济的支撑下，西辽河地区、中原地区、海岱地区等孕育出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文明，各区域农业社群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促使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不断加深。然而，有关旱作农业起源与早期发展关键时间节点仍缺乏系统的总结。一直以来，考古学界开展了多学科合作研究，近期取得重要进展。
对冀北山地四台遗址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房屋建筑的系列测年显示，距今大约1万年，冀北山地的先民开始逐步走向定居生活，这种生活模式的转变促进了早期农业的产生。
对内蒙古兴隆洼、兴隆沟遗址人骨的直接测年与同位素研究结果显示，大约在距今7800年至7500年之间，该地先民已将黍、粟作为主要食物来源，西辽河区域的旱作农业经济已然确定，为早期农业社会的诞生提供了支撑。
辽宁马鞍桥山、河北郑家沟等遗址同位素数据表明，大约6200年至5000年前，红山文化先民食物结构中粟、黍所占比例持续增加。随着旱作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农业群体规模的扩大，红山文化在5800年到5500年前率先迈入文明起源的古国文明时期。
碳十四年代学实验室负责人陈相龙表示，这实证了农业经济在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支撑作用，为探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机制贡献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
发现我国最早的杨梅古树
浙江余姚施岙遗址发现的古稻田总面积近8000平方米，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文化系列最完整、证据最充分的稻作农耕遗迹。在遗址西南角，考古人员发现了两段树木枝干，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陶片，确认其为良渚文化时期遗存。
古树是什么种属？对古树遗存进行木材解剖学分析后，考古人员将其鉴定为杨梅属。进一步检测显示，古树与现生杨梅树的化合物组成几乎完全相同，指向同一个树种，因此，将古树从“杨梅属”鉴定到了“杨梅种”。
“这是国内已知最早、最为明确的杨梅树种，是科技考古的新突破。”木材考古实验室负责人王树芝说，这证实了早在良渚文化时期，杨梅就已纳入先民的食物结构，其食用历史可追溯至数千年前，也实证余姚“杨梅之乡”的历史渊源。
把我国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史前推近3000年
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考古团队开展中国史前治水文明研究，将浙江良渚古城外围、湖北江汉平原、湖南澧阳平原等区域重要史前聚落遗址，置于流域大环境与局部小环境的双重维度中开展系统研究。
考古人员通过解析高分辨率的遗址数字信息，精准还原史前聚落的微地貌特征与形成演化轨迹，清晰勾勒出史前先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路径，深刻揭示史前聚落“因水而兴、循水而建”的演进逻辑。
这项研究把中国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的历史往前推动了近3000年。“以前国内外学者都是从2000年前的都江堰开始探讨中国的早期水利工程，其实早在5000年前，我国史前先民就已经从家庭式的挖掘水塘蓄水灌溉、修筑圩垸治理洪涝开始，逐步联合起来因地制宜地修建规模复杂的水利工程，应对复杂的气候变化。”数字考古实验室负责人刘建国表示。
“这项研究成果为探究不同地域治水模式的多样性与统一性提供了关键参照，为研究中国史前文明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刘建国说。
稿件来源：中国文化报 记者：李佳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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