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曾设想过，类似“丧尸围城”的衰败景象有朝一日会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城市一片萧瑟，公共空间被无序占据，垃圾遍地，希望渺茫。这并非游戏场景，亦非对欠发达地区的描绘，而是如今曾是全美第一大城市的费城，特别是其北部地区所面临的严峻现实。作为《独立宣言》的签署地，费城的历史堪称美国历史的缩影。而其北部呈现出的衰败面貌，则深刻折射出美国在种族平等与社会治理方面长期存在的积弊与挑战。
1790年，美国国会通过《首都选址法案》，决定规划建设新首都华盛顿特区，在此之前，费城将作为临时首都。与其说是当时的美国人选择了费城，不如说在当时全美范围内，没有比费城更适宜承担这一重任的城市。
从经济角度看，地处东北沿海的费城，早在18世纪便是北美最大、最繁荣的城市。政治上，作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文化与商业中心，费城不仅拥有成熟的城市基础设施，更因其对不同政治派别的包容，成为一座颇具吸引力的理想之城。独立战争期间，费城是华盛顿部队的重要据点；而作为《独立宣言》的诞生地，独立厅更为这座城市赢得了“美国摇篮”的美誉。
美国后来将首都迁至新建的华盛顿特区，核心原因之一是费城的政治倾向与当时美国建国精英们规划的新都蓝图存在差异，费城相对更偏向北方。但在华盛顿特区建成前的整整十年里，费城确实践行了临时首都的职责。尽管1800年美国国会与总统官邸迁离费城，但对于这座见证美国崛起的城市而言，其辉煌余韵犹存。
19世纪末20世纪初，费城并未因失去临时首都地位而停滞不前，反而迎来了工业时代的曙光。作为美国东北部重要的港口城市，费城在发展工业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交通上，它不仅是宾夕法尼亚铁路的重要枢纽，伊利运河通航后，费城港更通过水路与美国五大湖区紧密相连。仅凭交通优势，费城便足以跻身全美最重要贸易节点之列，而其优势远不止于此。
费城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州是美国早期重要的煤炭产地；同属该州的匹兹堡则是全球知名的钢铁中心。19世纪后半叶，来自欧洲，尤其是爱尔兰与德语区的移民，多将首站选在易于抵达的费城。在集齐资源、配套与人力三大要素后，费城顺势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
南北战争前，费城已是全美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到1900年，这里拥有超过1.2万家工厂，涵盖纺织、机械、化工等数十个行业。作为全美的“工业心脏”，当时的费城不仅是美国繁荣的标志，甚至在自由女神像运抵美国时，曾与纽约竞争过其安放权。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样一座城市似乎都理应长盛不衰。那么，如今的费城，尤其是北部地区，为何会呈现出如此衰败的“丧尸感”？
这与20世纪美国的“大迁徙”及后续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变迁密切相关。作为美国纬度最高的大城市之一，以工业为根基的费城，历史上与黑人关联性较低。然而，如今费城人口中黑人占比高达39.3%，这一比例不仅在全美前15大城市中位居第一，甚至超过了许多传统上黑人人口较多的南方城市。
黑人如何逐渐成为费城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便要提及20世纪初开始的“大迁徙”。当时，已在法律上获得自由的南方黑人，因南方各州虽在南北战争中战败，却仍通过了大量推行种族隔离的“吉姆·克劳法”，这些法律剥夺了黑人在婚姻、公共设施使用乃至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平等权利，使得黑人维持正常生活举步维艰。加之农业机械化推广与1915年南方棉铃虫灾害，进一步摧毁了黑人在种植园的生计。
于是，1916年起，数以百万计的黑人离开南方，北上前往以费城、匹兹堡、纽约、底特律为代表的北方工业城市。彼时，一战导致欧洲移民潮中断，美国工厂面临用工荒，黑人的到来恰好填补了这一缺口，为费城等地的工业发展提供了急需的劳动力。1916年至1930年间，黑人在费城工人中的占比从不足10%迅速升至30%以上；在作为二战重要军工基地的费城造船厂，黑人劳工占比一度接近40%。黑人用辛勤劳动证明，他们绝非南方种族主义者口中“好吃懒做的流氓”，而是能为国家工业建设贡献力量的合格劳动者。若费城真如其所宣称的那般开放包容，黑人的融入本应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然而，随着黑人人口比例的提升以及战后美国社会的深刻变化，费城却逐渐走向了下坡路，其背后是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系统性种族歧视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政策应对乏力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诚然，以费城为代表的北方城市欢迎黑人迁徙，首要驱动力是工业化时代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而非出于抽象的爱与包容。当黑人通过劳动证明了自身价值后，他们所面临的系统性障碍并未消除。1930年，当黑人在费城总人口中占比首次达到10%时，以银行家群体为代表，美国社会推出了针对黑人的“红线政策”，即便黑人拥有稳定收入，也难以像白人那样获得购房贷款。这种制度性歧视迫使黑人聚居在费城西部与北部的少数区域，人口密度激增叠加资源匮乏，使得贫困问题在这些社区尤为突出。上世纪后半叶，费城北部部分黑人社区因贫困衍生出的毒品与枪支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起初主要局限于特定社区内部。对于许多白人而言，只要黑人能在工厂正常工作，这些社会问题便仿佛与己无关，存在于另一个平行世界。
但到了上世纪70年代，美国去工业化浪潮席卷包括费城在内的东海岸城市，许多白人也开始承受经济压力。在底特律等城市，部分白人选择迁往东西海岸；而费城作为东海岸核心城市，无处可去的底层白人只能涌入周边贫民窟，与早已在此艰难求生的黑人为邻。作为长期受歧视的群体，黑人难以阻挡这一趋势；而这些底层白人迁入后，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贫困环境中滋生的毒品与犯罪问题的影响。费城地方政府本应加大住房建设与社会福利投入，从根本上缓解贫困与流浪问题，但现实中，一些政策往往侧重于姿态性的“进步”，却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缺乏力度与实效。
作为曾经的临时首都，费城拥有顶尖的大学与优秀的法律人才储备。或许是为了规避直接冲突或进行低成本的社会治理，当地既未像某些南方地区那样推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政策，也未真正着力改善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忽视毒品与暴力犯罪的深层根源，甚至试图通过法律层面的技术性变通来掩盖问题本质。于是便出现了荒诞的一幕：2017年，当费城毒品犯罪日益猖獗之际，当地竟有人提议设立官方授权的“安全注射点”，试图以此模糊毒品问题的严重性。而部分政界人士对此现象的放任，一个重要考量或许是借此将贫困问题简单归咎于个体行为，而非反思结构性不公，这在客观上加剧了社区间的隔阂与不平等。
如今，以肯辛顿大街为代表的费城北部，瘾君子聚集、景象破败；而费城中心区及大学城却依然繁华。“丧尸之城”的景象固然触目惊心，但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美国在种族融合、社会公平与有效治理等方面所面临的深刻挑战。这样的局部困境是否会演变为更广泛的全国性难题？答案，或许就在于美国社会何时能真正正视并着手解决这些积重难返的系统性问题，而非继续掩耳盗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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