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3月12日清晨，北京的柳絮刚冒出新芽，中南海里却已是一派忙碌。植树活动按时开始，干部们三五成群，铁锹碰击声此起彼伏。就在这天上午，刘振德的人生悄悄“拐了个弯”——他被通知暂停手里的活，前往西崤院办公室。
门一推开，先映入眼帘的是熟悉的机要文件袋。来人直截了当：“组织决定，你调任刘少奇同志的机要秘书。”话音一落，刘振德只觉得心口猛跳，树坑里的泥土气味还残留在袖口，整个人却像被卷进另一股更大的漩涡。
回想三年前——1953年6月，他刚调入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对于一个只读过两年小学的青年，这里是政治生命的最高“考场”。机要室灯火彻夜长明，电报机声像缝纫机一样咔哒不停。有人形容那里“永远是凌晨两点的节奏”，刘振德在那股节奏里迅速成长：收发密码电报、核对文件号码、锁柜、盖章，一连串动作几乎成了肌肉记忆。
在机要室干得久了，好奇心渐渐让位于敬畏。中央文件流动路径清晰得近乎苛刻，每一张纸、每一道批示、每一个电码，都可能影响数百万人的命运。刘振德也见过“落差”：有的新同志进机关是奔着舒适来的，结果发现这里规矩比野战部队还密，不到半年就申请调离。刘振德熬下来了，他没什么“宏大抱负”，只是认准一句话：机要无小事。
不过，被点名去刘少奇身边做秘书，依旧让他踌躇。那天晚上，他在单人宿舍里来回踱步，连床板都吱呀作响。灯泡发黄，窗外有风，他想起自己从小放牛，到十七岁参加新四军，再到跟随陈赓部队南征北战——一路走来，没想过有朝一日坐在共和国主要领导人身边工作。责任之重，不言而喻。
翌日清晨八点半，西花厅旁的长廊还带着潮气。刘少奇靠在藤躺椅上，看到刘振德进门，笑着起身握手：“请坐，别紧张。”一句“别紧张”让刘振德背脊瞬间松了半寸。
短暂寒暄后，刘少奇问：“在陈赓部队几年？”刘振德答：“整整七年，翻山越岭，打过衡宝、长沙、千里追击。”谈到江南作战，他语速不自觉快了几拍。刘少奇听完，点点头：“有实战经验的人，做秘书更懂分寸。”
随即，刘少奇话锋一转：“到我这里工作，有三个要求。”他说这话时，目光里没有丝毫威严的强调，反而像老兵跟新兵交底。
第一条，“实事求是。凡是需要我拍板的，你别自作主张；对外传达，要原汁原味，不多一句，不少一句。”
第二条，“保密依旧是底线。文件来往，你会接触更多、更早。记住‘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连我的孩子也不例外。”
第三条，“对外联系要谦和。有事快办、急事缓办、缓事更要认真办。千万别仗着在这儿工作就拿腔作势。”
这三句话不长，但分量沉得像铁。刘振德当场表态：“保证做到。”声音并不大，却很稳。
接下来的日子，他迅速进入角色。刘少奇办公桌的抽屉从不锁——那是对秘书的信任，而不是对外的开放。每晚文件分拣完毕，刘振德都要对照收文登记本，再核对销号，无误后才敢熄灯。最忙的时候，一天要送进50多份电报、30多份请示，事无巨细。
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喜欢边走边思考。有时晚饭后，他会顺着中南海南长廊散步，一边问旁边的秘书：“湖南那边粮情如何”“此人履历调查完没有”。刘振德得一项“技艺”——夜色中记要点，回到办公室立即整理成短笺。多年后，一位工作人员夸他“手快脑细”，其实这习惯源自那段长廊散步。
对内，刘振德从不徇私情。刘少奇的侄儿有一次打电话来，请秘书转达一份介绍信，希望走“方便门”。刘振德礼貌回绝：“少奇同志有规定，一切按程序办。”电话那端沉默了几秒，只低声应了句“知道”。这件小事后来传到刘少奇耳朵里，他轻声说：“做得对，就是这样。”
在刘少奇办公室内，一块不足四十厘米宽的案台被称作“临时阅文台”。刘振德常常深夜把急件摞在最左边，右侧放当天未批阅的一般文件，中间插着一张半截信纸——那是他自创的“流转提示”，上面写着“急件已到”。这种看似不起眼的分拣方式，实际提高了文件流速，被其他秘书仿效。
不得不说，机要工作最考验耐心的不是文件本身，而是保密带来的“孤独感”。同宿舍的老战友偶尔打趣：“最近忙啥？”刘振德常笑笑：“收发文件呗。”话到此戛然而止，再无下文。保密纪律，渗进了他的谈吐。
1961年三面红旗的形势最紧张时，全国各地电报雪片般飞进中南海，常常凌晨两点，刘少奇批示完一摞文件，转头对刘振德说：“抓紧发出去。”刘振德跑步去机要科，电报机灯光幽黄，键盘噼啪，字字重如千钧。事后他才忽然想起自己已经30个小时没合眼。
刘振德在刘少奇身边工作整整十一年。1967年，他因工作调整离开中南海。那天清早，他照例把桌面收拾得一尘不染，只留下一本加厚文件夹，封面写着“五六年三条”。那是他保存最久的纸张，上面抄录的正是刘少奇当年提出的那三条要求。
有人问他这一生最难忘什么，他想了想：“机要室的电报声，西花厅的藤椅，还有‘说老实话、办老实事’那十个字。”话很平常，却道出了一个机要秘书的全部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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