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我们是解放事业的失败捍卫者，便应寻访更优秀的捍卫者。世间永远存在更强大、更卓越的捍卫者，只因人类的解放事业恒定不渝。”——格桑·卡纳法尼
1960年8月31日，勤劳的蔬果商贩阿卜杜勒·卡里姆迎来了长子的降生。卡里姆源自南黎巴嫩提尔市以东一座名为巴祖里耶的什叶派小村庄。法属殖民时期，黎巴嫩凭借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成为殖民地的经济中心，以发达的商业与金融服务业享誉世界。
但这一切繁荣，与卡里姆这类身处世家贵族之外的普通黎巴嫩民众毫无关联。
南黎巴嫩山区的居民主体为什叶派山民，当地民众恪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节律，区域贫瘠且封闭。
20世纪50年代推行的农业私有化改革，打破了传统小农社会的生产模式，大小农场纷纷被来自贝鲁特的城市精英以半强制手段收购。失去赖以生存的生计后，农民群体或涌入城市务工，或移民海外，或沦为社会最底层的雇佣佃农。
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年轻的卡里姆与多数底层民众一样，背井离乡前往首都贝鲁特谋生。其家庭定居于远离市中心的贝鲁特东部卡兰蒂纳地区的沙什布克贫民窟。
1958年黎巴嫩危机的社会影响逐渐消退，20世纪60年代成为该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平稳发展阶段。然而，由于基督教马龙派与地主买办家族长期掌控政坛，这座被誉为“中东小巴黎”的城市，其发展红利难以惠及卡里姆这类底层民众。
所幸卡里姆天性乐观且勤勉肯干，为新生儿取名哈桑，寄寓着对孩子的期许。
岁月流转，小哈桑在贝鲁特贫民窟逐步成长。这片区域鱼龙混杂，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底层打拼者，他们皆怀揣着对“贝鲁特精神”的向往在此扎根。南黎巴嫩乡民、巴勒斯坦难民、叙利亚人、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聚居于此，与界限分明的“高级社区”不同，贫民窟内虽信仰多元，却维持着总体和谐的秩序。
若说世界不同文明板块间皆有交流桥梁，如香港、纽约般，那么黎巴嫩贝鲁特便是中东地区的文明之窗。母亲纳赫迪亚·萨菲丁回忆，哈桑自幼性格沉静，不喜与同龄孩童嬉戏，常步行至市区购置二手书籍。
他涉猎书籍种类繁杂，对文学与神学尤为热衷，对于暂时无法理解的内容，便悉心留存，待年岁稍长再深入研读。
在与兄弟一同协助父母经营蔬果摊之余，小哈桑常前往附近的布尔吉·哈穆德清真寺潜心阅读。对此，父亲卡里姆颇感欣慰。尽管其家庭并非宗教家庭，且卡里姆曾为叙利亚社会民族党成员，但他从未将自身思想强加于子女，始终尊重他们自主选择的人生道路。
纳斯鲁拉后来回忆道：
“我在贫民窟长大，在沙什布克生活了十余年，从未感受过任何宗教或族群禁忌。什叶派家庭的居所旁，便是逊尼派、亚美尼亚人或库尔德人的房屋，这是一个多元族群交融的社区，邻居们来自世界各地。”
“内战爆发前，即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我清晰记得社区的生活状态。那里虽物质匮乏，却充斥着和平、安宁、睦邻友好、友爱、团结与热忱。若有人患病受伤，或遭遇家庭变故，人们绝不会先考量对方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是黎巴嫩人、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亚美尼亚人抑或库尔德人。”
“族群归属与宗教派系，从未成为彼此互助的阻碍。但内战的爆发，撕裂了这个国家，也摧毁了我们的社区。”
纳斯鲁拉进一步表示，正因如此，他始终认为政治与宗派冲突并非本质存在，实则是部分势力将政治争端作为分裂民众的工具，借蔓延的仇恨谋取私利。
他还曾提及：
“我坚信，只要存在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的契机，人们定会踊跃践行，主动彼此扶持。与此同时，这也能让我们看清各类党派及其背后支持国家的真实面目。我由衷期盼能重返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岁月，以理性化解政治分歧，而非煽动对立、挑动情绪、散播仇恨——和谐共处绝非遥不可及的愿景。”
这段叙述源自纳斯鲁拉早年的一次公开演讲，既饱含对童年的美好追忆，也寄托着他对祖国未来的憧憬。但这段美好回忆的背后，潜藏着一个他未曾提及的前提：夏蒙与福阿德执政时期的经济发展，实则掩盖了社会结构与政治生态发展停滞的深层矛盾。
黎巴嫩城市人口占比从独立初期1950年的25%，在二十五年间攀升至1975年的65%。财富分配不均的同时，以族群宗派为单位的压迫链条持续收紧，一场持续十五年的内战正悄然酝酿。
就个人观点而言，黎巴嫩的悲剧并非单一势力或因素所致。有人将其归咎于大叙利亚主义者支持左翼势力、巴解组织失控分裂、西方势力干涉、宗派混战、买办阶层盘剥等，但这些单方面因素均非矛盾的核心。
无论是主张调和的切哈布主义，还是激进的泛阿拉伯主义，归根结底，由资产阶级精英主导的议会政府，以及西方殖民者强加于黎巴嫩的孱弱落后体制，无法引领整个国家实现实质意义上的现代民族统一与整合。
这一困境亦是诸多第三世界小国与前殖民地国家的通病：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操弄宗派主义与政治权术，干预潜在的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最终难逃玩火自焚的命运。而黎巴嫩因族群多元化的鲜明特征，使其问题更为典型。
有一种观点认为，持续数十年的黎巴嫩内战本应在1958年危机中爆发，只是美国的强力介入延缓了这一进程，各类矛盾与仇恨不断累积，最终在十七年后的1975年，将这个小共和国彻底推入分裂的深渊。
对此，本文不作评判，但需指出的是，自1956年苏伊士战争起，尤其当夏蒙拒绝加入纳赛尔发起的针对西方国家的联合制裁，且拒绝加入所谓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后，黎巴嫩以宗教与族群为核心的分裂便已注定。
统治阶级的亲西方立场，与该国作为阿拉伯国家的地理属性及底层民众基础，在多重危机叠加下，已然无法共存。
1967年六日战争的消息传来，悲观绝望的情绪在阿拉伯世界蔓延，黎巴嫩全体穆斯林义愤填膺，无论什叶派还是逊尼派，均寄望于马龙派资产阶级政府能积极参与阿拉伯事务。
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国防军（IDF）在黎以边境的摩擦日趋频繁，时任黎巴嫩总统查尔斯·埃卢选择置身事外，这进一步加剧了国内裂痕。彼时年幼的哈桑或许尚未洞悉局势的本质，却能真切感受到周遭人群脸上的屈辱与悲愤。凭借父亲阿卜杜勒·卡里姆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家庭终于攒下足够积蓄，开设了属于自己的果蔬杂货小店。
纳斯鲁拉回忆，闲暇之时，父亲总会凝视墙上穆萨·萨德尔的照片，陷入沉思。这位后来下落不明（隐遁）的伊玛目，在哈桑出生的前一年（1959年）抵达黎巴嫩。
他让长期失语的黎巴嫩什叶派首次觉醒了社区意识，树立起以黎巴嫩为祖国的认同，同时引入了现代什叶派思想与政治叙事。
萨德尔动员起受压迫且被边缘化的什叶派群体，决心挑战少数封建家族的统治。此时的小哈桑对穆萨·萨德尔尚无深入了解，更无从知晓自己未来将加入“希望事业”（阿迈勒运动），亦不明白伊斯兰革命的深刻内涵。
1970年“黑九月事件”爆发后，在纳赛尔的斡旋下，阿拉法特与黎巴嫩政府签署《开罗协议》。此后，越来越多的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部分南黎巴嫩地区及巴勒斯坦难民营逐渐被巴解组织全面接管。
对于黎巴嫩政府而言，孱弱的政府军无力遏制境内日益壮大的巴解游击队，遂顺水推舟，将巴解组织作为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缓冲带，以避免以色列国防军兵锋直指贝鲁特。
至此，南黎巴嫩山区成为巴解组织的势力范围。好景不长，彼时中东地区连绵的战乱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巴解组织与以色列国防军在南部地区频繁的武装冲突，进一步加剧了黎巴嫩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下，马龙派右翼势力逐渐掌控国家话语权。
作为亲西方、反伊斯兰势力的代表，杰马耶勒家族与黎巴嫩长枪党登上贝鲁特的政治舞台中央。
马龙派右翼推行的激进民族主义与教派隔离政策，使本就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穆斯林群体处境愈发艰难。即便原本属于统治阶级的穆斯林家族，也逐渐与贝鲁特政府离心离德，小小的黎巴嫩俨然成为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此时，被称为“中东点火者”的巴解组织亦身处其中。长枪党急于清除所有巴勒斯坦难民，公开宣称巴勒斯坦人是国家动荡的根源，但并非所有黎巴嫩人均认同这一立场。而巴解组织则一如既往地无视当地政府权威，一如其在约旦时期的行事风格。
尽管《开罗协议》由黎巴嫩政府签署，但长枪党并非政府代表，其自视为本国的天然统治阶级。自1973年起，部分巴解组织成员与长枪党之间开始爆发小规模冲突，随后冲突从械斗逐步升级为武装交火。
1975年4月13日，贝鲁特鲁曼尼耶区的一座基督教教堂外，长枪党创始人之一皮埃尔·杰马耶勒正出席一场圣徒册封仪式。作为彼时黎巴嫩的风云人物，皮埃尔指派手下民兵驻守周边街道，禁止任何车辆靠近教堂。
恰在此时，一辆载有巴解组织士兵的车辆执意要穿越该路段，在遭到明确禁止后，士兵们向空中开火示威，双方随即爆发激烈交火。短暂冲突过后，一名巴解组织成员与三名长枪党民兵阵亡，他们直至牺牲，也未曾预料到这一冲动之举将引发何等灾难性的后果。
这一流血事件如同野火般，点燃了各族群间压抑已久的矛盾与积怨，现代黎巴嫩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场持续十余年的内战，就此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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