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沈醉回忆录》《战犯改造所见闻》《我这三十年》及相关历史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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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4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大礼堂。
身穿蓝色囚服的战犯们整齐地坐在礼堂里，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紧张和期待。新中国成立十周年，首批特赦战犯名单即将宣布。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洒进来，却驱散不了这些人心中的忐忑。
管理所负责人走上台，开始宣读特赦名单。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曾扩情、陈长捷、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卢浚泉……十个名字依次被念出。
每念到一个名字，那个人就站起来走上前台，从管理所领导手中接过特赦证书。会场响起了掌声，有些战犯眼眶湿润，有些人紧紧握着身边人的手。
坐在第三排的沈醉双手放在膝盖上，鼓着掌。
他的脸上看不出太多表情，既没有失望，也没有焦虑，只是静静地看着台上那些获得特赦的人。身边有人叹气，有人低声议论，整个礼堂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第五排靠窗的位置，徐远举坐在那里，脸色阴沉。他的手握成了拳头，青筋暴起。旁边的周养浩则低着头，看不清表情，只是偶尔抬眼看看台上，又迅速低下去。
散会后，战犯们三三两两地回到各自的宿舍区。有人羡慕地议论着那十个幸运儿，有人在心里默默盘算自己什么时候能轮到。
徐远举经过沈醉宿舍门口时，脚步停顿了几秒，最终什么也没说，继续往前走。周养浩跟在后面，两人的背影在走廊里渐渐消失。
这三个人，在军统时期并称"三剑客"。他们职位相近，年龄相仿，都是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
可如今在这高墙之内，命运却开始出现了分化。那天晚上，功德林的暖气烧得很足，可有些人的心里，比北京的冬夜还要冷。
【一】三个特务头子的过往人生
沈醉生于1914年，湖南湘潭人。1932年，18岁的他在姐夫余乐醒的介绍下，加入了复兴社特务处，那是军统的前身。
这个年轻人身材不高，但眼神机警，做事冷静，很快就在组织里崭露头角。
抗战之前，沈醉长期在上海从事特务活动。1933年6月，全国人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被暗杀，沈醉参与了这次行动。
同年，第三国际驻上海代表华尔敦在公共租界被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怪西人案"，沈醉也亲自参与其中。这些案件让他在军统内部的地位迅速上升。
1942年，28岁的沈醉已经晋升为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总务处掌管着军统的财务、物资、通讯等关键事务，是军统的核心部门之一。
戴笠对沈醉很是器重，把他和陈恭澍、赵理君、王天木并称为"四大金刚"。在军统内部，沈醉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许多比他年长的特务都要听他调度。
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身亡后，毛人凤接管了军统。毛人凤对戴笠的旧部并不完全信任，沈醉在军统内部的地位开始受到冲击。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毛人凤特意把沈醉调往云南，让他担任保密局云南站站长、云南专员公署主任。表面上是重用，实际上是把他派到了远离台湾的边疆地带。
徐远举比沈醉大一岁，1913年生于湖北大冶。他在军统内部的经历同样曲折。1940年代后期，徐远举担任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主要负责重庆地区的情报工作。
1949年解放前夕，他主管着重庆的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座监狱，关押了大批革命人士。那段时期，白公馆和渣滓洞发生的事情，让徐远举背上了沉重的历史罪责。
周养浩生于1902年，比沈醉大12岁，也是湖北人。他担任过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兼督察主任，同样长期在重庆地区工作。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周养浩和徐远举一起，执行了许多镇压任务。这些经历后来成为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包袱。
三个人虽然都在军统体系内工作，但平时各管一摊，交集并不算多。沈醉主要在上海和云南，徐远举和周养浩则在重庆。真正让他们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是1949年那个改天换地的年份。
1949年12月9日晚上10点，云南昆明五华山光复楼。卢汉站在电话总机旁，向全省发布命令，宣布云南起义。几个小时前，他在自己的公馆召开了一次特殊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一九三师师长石补天、空军第五路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司令李楚藩，还有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
这些人到齐后，绥署警卫营营长龙云青按照卢汉事先的安排，带着一排士兵进入会客室，缴了所有人的械。沈醉和其他将领一起，被押送到五华山光复楼三楼扣押。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李弥气得想跳楼，破口大骂卢汉不讲义气。
沈醉当时的身份很特殊。11月20日，他刚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专员公署主任和游击总司令，并晋升为中将。
这个任命的用意很明显，就是要他在云南建立游击武装，牵制解放军。可还没等他开始行动，就被卢汉扣押了。
被扣押的第二天，12月10日清晨，沈醉在卢汉的要求下，书面发布命令，要求所有在云南的保密局人员服从卢汉的命令，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交出武器和通讯器材。
这份命令通过电台发往云南各地的军统据点，包括昆明、大理、蒙自等地的二十多个电台和数百名特务。
沈醉还协助卢汉控制局面。当时，徐远举和周养浩正准备从昆明逃往台湾，他们躲在城里的一处秘密据点。
沈醉把这个地址告诉了卢汉的人，两人随后在机场被拦截逮捕。除了徐远举和周养浩，军统经理处处长兼重庆办事处主任郭旭三也被抓获。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后，卢汉把沈醉、徐远举、周养浩等人作为战犯移交给昆明军管会。沈醉先被关押在昆明陆军模范监狱，后来转移到重庆白公馆战犯管理所。
1950年底，他和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转移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徐远举和周养浩的经历也大致相同。三个曾经的军统"三剑客"，在不同的地方被捕，在不同的监狱关押过一段时间，最后都汇集到了北京功德林。从此，他们开始了漫长的改造生涯。
【二】功德林里的十年光阴
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位于德胜门外新明胡同，原本是清朝的一座王府，后来改建为监狱。1950年起，这里成为专门关押国民党高级战犯的场所。
走进功德林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宽敞的院子，院子里种着几棵老槐树。战犯们的宿舍分布在院子四周，每个房间住四到六个人。
沈醉第一次走进功德林时，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黄维、陈长捷、康泽……
这些曾经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将领，如今都穿着蓝色囚服，成了这里的"学员"。有些人见面时会点点头，有些人则刻意避开对方的目光。
管理所实行的是思想改造政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洗漱后吃早饭。上午是劳动时间，战犯们要在菜地里种菜，或者在车间里做一些简单的手工活。
下午是学习时间，大家围坐在一起读报纸、学文件，然后分组讨论。晚上要写思想汇报，检讨自己过去的罪行。
战犯们被编成不同的学习小组，每个小组十人左右。沈醉所在的小组里，都是军统系统的人员。他的态度比较配合，该劳动就劳动，该学习就学习。
管理所要求每个人都要写回忆材料，交代自己过去的经历。沈醉写得很详细，从加入复兴社特务处开始，一直写到被卢汉扣押。
徐远举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个曾经主管白公馆和渣滓洞的负责人，心里一直惴惴不安。他知道自己手上的案子太重，那些在重庆牺牲的革命人士，有很多都和他有直接关系。
在学习讨论时，他总是沉默寡言，低着头不说话。写思想汇报时，他反复斟酌每一句话，生怕哪里说错了会招来更严重的后果。
周养浩的表现介于两者之间。他参加学习和劳动，但很少主动发言。在小组讨论时，他常常坐在角落里，偶尔说几句无关痛痒的话。
其他战犯对他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能沉得住气，不像徐远举那样焦虑，也不像沈醉那样配合，而是保持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
按照管理所的规定，不同小组之间不能随意串联。
沈醉、徐远举、周养浩虽然住在同一个管理所，但平时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偶尔在院子里碰到，也只是点个头，很少深谈。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1年。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管理所接到任务，要为志愿军炒面。这是一项支援前线的工作，战犯们分成几班，轮流在厨房里劳动。
炒面需要把炒熟的面粉和黄豆粉混合在一起，再加上盐和糖，装进布袋。志愿军战士在前线可以直接用水冲着喝，方便又顶饿。
沈醉参加炒面时很卖力。他和其他人一起烧火、翻炒、装袋，干得热火朝天。那段时间，功德林的厨房里灯火通明，炒面的香味飘散在整个院子里。
有些战犯一边炒面，一边唱起了歌。黄维和康泽在劳动间隙，还念起了李白的诗："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这个场景后来被很多战犯写进了回忆录。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1952年、1953年、1954年……时间在高墙内流逝得很慢。战犯们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也不知道出去后会面对什么样的世界。
有些人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每天按部就班地劳动、学习、写检讨。有些人则陷入了长期的焦虑和迷茫，整天想着外面的家人，想着自己的未来。
沈醉在这期间开始撰写回忆材料。管理所鼓励战犯们如实记录自己的经历，作为历史资料保存。
沈醉写了很多关于军统内幕的材料，包括戴笠的为人处事、军统的组织架构、各种特务活动的细节。这些材料写得很详细，管理所的领导看了之后认为很有价值。
徐远举也写了一些材料，但他的态度很矛盾。他想通过交代材料来争取宽大处理，可又担心写得太详细会暴露更多问题。他写了删，删了又写，反反复复修改。
到1955年，他写了一份《忏悔录》，分上下两期在内部刊物上发表。这份材料主要交代了他在重庆的一些活动，但很多关键细节都语焉不详。
周养浩在写材料方面表现得很谨慎。他写的东西不多，而且内容都比较笼统，没有涉及太多具体的人和事。
有些战犯私下议论说，周养浩这是在给自己留后路，既不得罪管理所，也不暴露太多底细。
到了1950年代中期，国内形势逐渐稳定。朝鲜战争结束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成效，社会秩序井然。
这个时候，处理战犯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管理所里开始流传一些消息，说要对战犯进行分类处理，有些人可能会被释放。
这些消息让功德林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战犯们开始揣摩政策，猜测谁有希望出去。
有人说，肯定是那些改造表现好的先出去。有人说，应该是罪行轻的先走。还有人说，得看历史表现，看有没有做过对革命有利的事情。
沈醉听到这些议论后，心里开始有了一些想法。他知道自己参加过云南起义，虽然当时是被迫的，但毕竟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布了命令。
这应该算是一个有利条件。可他也清楚，自己在军统时期做过很多事，这些账怎么算，他心里没底。
徐远举则完全不抱希望。他对同小组的人说过，自己这种罪孽深重的人，能活着就已经是万幸了，根本不敢奢望被释放。他的情绪越来越低落，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望着天空出神。
周养浩表面上不动声色，但私下里也在观察形势。他注意到，管理所对那些积极改造、主动交代问题的战犯，态度明显更宽容一些。
于是他开始调整自己的策略，在学习讨论时稍微主动一些，写材料时也稍微详细一些，但仍然保持着某种分寸，不会全盘托出。
1959年，转折点终于到来了。
1959年9月14日，功德林管理所的战犯们从报纸上看到了一条消息。那天下午，他们正在京郊的秦城农场劳动，刚刚收工还没吃晚饭。徐远举到管理员办公室拿报纸，第一个看到了那条消息。
他拿着报纸走出办公室，用湖北大冶口音大声念道："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
"特赦"两个字一出口，整个农场都沸腾了。有人激动得跳了起来，有人激动得哭了出来。
原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司令宋清轩当场脱掉上衣，赤膊向树林里狂奔，一边跑一边喊着要和老婆团聚。文强追了上去，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拦住。
那天晚上，功德林的战犯们都睡不着觉。大家聚在一起，猜测谁会被特赦。
有人说肯定是黄埔出身的将领，有人说应该是改造表现好的，还有人说得看罪行轻重。讨论到深夜，谁也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沈醉躺在床上，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他在心里默默盘算着自己的情况。云南起义，这是一个加分项。
可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是被卢汉扣押后才参加的，算不算真正的起义，他自己也说不清。
这十年来的改造表现，他觉得还算不错。可功德林里改造表现好的人多了去了，光凭这个能不能被特赦，他心里没底。
徐远举那天晚上失眠了。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想着自己在重庆的那些事。白公馆、渣滓洞，那些死去的人，那些发生过的事，像电影一样在他脑海里闪过。
他知道，自己不可能在第一批特赦名单里。可他还是忍不住去想，万一呢，万一有奇迹呢。
周养浩表现得比较平静。他坐在床边，慢慢地抽着烟。烟雾在昏暗的灯光下升腾，他的脸隐藏在烟雾后面，看不清表情。这个在功德林待了九年的老战犯，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没有人知道。
9月、10月、11月，三个月过去了，特赦名单始终没有公布。这三个月里，功德林的战犯们从最初的激动，慢慢变得焦虑和不安。
有些人开始怀疑，会不会根本就没有特赦这回事。有些人猜测，可能要等到国庆十周年那天才会宣布。
管理所在这期间组织了一些活动。摄制组来拍纪录片，记者来采访，战犯们在镜头前劳动、学习、讨论。这些活动让大家觉得，特赦应该是真的，不然不会有这么多准备工作。
沈醉在这段时间里更加积极地配合管理所的工作。他接受采访时，讲述自己这十年的改造经历，讲自己对过去的认识。
他写了更多的回忆材料,把军统的一些内幕写得更详细。他在劳动时更加卖力，在学习时更加认真。
徐远举的心态却越来越差。等待的过程太煎熬了,他每天都在猜测，每天都在患得患失。
有时候他觉得自己可能有一线希望，有时候又觉得完全没戏。这种矛盾的心理折磨着他，让他变得更加焦躁不安。
周养浩依然保持着那种不温不火的状态。他该干什么干什么，不急不躁，也不表现得特别积极。在别人看来，他好像对特赦这件事并不太在意。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心里在盘算着什么。
12月4日终于到了。就在这一天，三个人的命运开始出现了分化。那些被特赦的人欢天喜地，准备走出高墙。而留下来的人，包括沈醉、徐远举、周养浩，则要继续等待。
可他们不知道的是，这个等待的时间，对三个人来说会完全不同。而这个差异背后的原因，其实早就埋藏在历史的某个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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