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深秋，京西宾馆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已经病得面色苍白的黄敬仍在向技术委员会汇报国产重型机床的试制进展。散会后，他被警卫搀回病房，脚步虚浮，嘴里还在念叨着数据。谁也没有想到，不过几个月之后，这位在党内以务实著称的部长竟会溘然长逝，更没人料到，他临终时反复嘟囔的，竟是那一句似问又似自语的话：“江青是什么人？”
回溯二十多年前，1931年的青岛，海风咸涩，青岛大学的操场上常有一位戴着黑边眼镜的青年组织学生排练话剧。他叫俞启威，地下党人，后来改名黄敬。一次谢幕时，一个短发姑娘站在台下，掌声最响，她就是李云鹤——也就是后来改名“蓝苹”再改名“江青”的那个人。两人一起编排《娜拉出走》，台词排练到深夜，青春的火花悄然点燃，抗日救亡的共同理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现实却很快击碎浪漫。1933年，黄敬因组织学运被捕。江青在赵太侔夫妇的安排下匆匆去了上海舞台。北平的牢狱生涯还没结束，黄敬便在亲友营救下得以出狱，他第一时间奔向上海寻找爱人。街头的霓虹与舞台的聚光，一边是革命暗战，一边是舞女明星，这对年轻夫妻的脚步自此越来越不一致。江青想出人头地，黄敬一心扑在党组织的地下工作上。争吵、分居、复合，再争吵——循环往复。到1934年春，他们终于冷静地说出一句类似诀别的话：“各走各的路吧。”
江青南下重回剧界，凭《娜拉》与《日出》在虹口小有名气，也结识了风流倜傥却家境败落的唐纳。她曾拿两位男子反复衡量——名门之后的黄敬有革命身分，唐纳则懂她的文艺气息。几番比较，她嫁给了唐纳。只是，舞台灯光再亮，也照不进婚姻深处的裂缝。1936年底，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召开，黄敬以中共代表身份低调赴会。会场散场时，江青突然出现，用近乎耳语的声调塞给他一句：“晚上聊聊，好吗？”黄敬愣了愣，只回一句短促的“没必要”。
夜里，她还是来了。昏暗油灯下，江青泪光闪烁：“我爱的人始终是你。”黄敬沉默片刻，只说了六个字：“各安天命，别闹。”这句近似呵斥的话堵住了她的下一句话。第二天一早，他匆忙离沪。三十天后，江青带着小箱子追到天津，一番哭闹无果，留下满室尴尬又转身而去。此番折腾，却把唐纳逼入绝望，他吞下安眠药，在报纸上掀起“文化人殉情”风波。
历史的戏剧性还远未结束。1937年冬，延安窑洞的煤油灯下，江青换掉了旧名。随后不久，她与毛泽东结合，成为全国关注的“江青同志”。当时的黄敬，正跟贺龙一道在晋察冀抗日前线组织兵工生产，化名“张建”，每日在机床与炮弹之间往来。他听到老朋友的婚讯，只淡淡回了句：“各有前程。”
1949年，天津解放。黄敬受命入主天津，一手恢复金融，一手整顿市场，还提出举办“华北城乡物资交流大会”，引来毛主席亲自到场视察。新中国成立后，他更被任命为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组织建厂、引进设备，为“两弹一星”奠基。外界盛赞他“工科出身的政治家”。
而江青也在中南海开始扮演新角色。凡有风吹草动，思绪翻涌时，她就会想到那位“俞启威”。延安整风时，她托人递纸条；建国初，她借探亲为由又想与黄敬“叙旧”；1957年，《蝶恋花·答李淑一》面世后，她因敏感心绪翻涌，再次提出单独晤谈。黄敬三次回绝，连同事都看得出他的顾虑。一位秘书事后回忆：“黄部长那几天连抽三包烟，还说胃疼。”外部的国家重担，本已让他夜不能寐，再加上这层私情阴影，无形压力随岁月累积。
1958年2月，春节刚过，黄敬因长期胃溃疡并发消化道大出血，被紧急送入北京医院。病床边，医护束手。高烧导致他神志时明时昧，口中不时蹦出那句怪异的疑问：“江青是什么人？不，她不是我妻子……”病房里寂静，只有氧气袋轻轻鼓动的簌簌声。护士事后回忆，说那声音带着自责又带着困惑，像是想把心里一个结带走，却迟迟没能解开。
2月17日凌晨4时40分，心跳停止，年仅48岁的黄敬走完最后一程。噩耗传至中南海，周恩来总理亲自致哀，并以“鞠躬尽瘁”四字评价这位战友。公开讣告中只字未提那段早年的婚姻，历史的剪影被小心折起，收进了尘封的卷柜。
值得一提的是，黄敬的夫人范瑾，此时正主持北京日报的创刊筹备。她以极其克制的方式处理丧事，没有对外多言，唯在悼词里写下一句：“他生把国事当家事。”不少同僚私下议论：或许只有这样刚毅的妻子，才能撑得起黄敬那副早已耗尽的身躯。
二十年后，风云突变。1976年秋，江青被拘押。有人回忆，她在狱中偶尔提到旧友的名字，更多时候却陷入漫长的沉默。1991年，不堪病痛与审判，江青自缢于病房，留下决绝数语：“我已不负人民，人民不要我。”案卷归档时，有关她与黄敬的陈年旧事，也只是薄薄几页纸。
黄敬的墓志铭如今仍立在北京八宝山，碑文寥寥，却道尽其生平——“为民族独立，鞠躬尽瘁”。访客很少提及他曾与江青有过婚姻，倒是工程师们每年清明必去献花，感谢他在“一五”期间为中国重工业打下的底子。历史的注脚有时幽微，却分量十足；有人被风浪推上浪尖，有人早早沉入底流，功过自有后来之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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