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春,黄浦江边细雨绵绵,虹口的电车铃声此起彼伏。一名年轻人披着洗得发白的长衫,捏着一封介绍信,站在四川北路口犹豫许久后才推门进了“锦江小餐”。门帘掀起的一瞬,混着花椒的香味扑面而来,他抖落水珠,轻轻吐出一口气。对他而言,这顿饭是生计,也是希望。两小时后,老板娘董竹君递出一叠现款,话不多,却让那位自称宋时轮的青年不再踌躇。
转眼进入1930年代,沪上暗流汹涌。宋时轮离开上海,沿湘赣边走乡串户。那笔钱不算多,却足够他筹出第一批粮弹。湘北山乡日夜回响枪声,一支三十余人的队伍在田埂间操练,比子弹还珍贵的是信念。1933年秋,该队被正式编入红六军,年轻指挥员的履历里,多了一行“曾在上海获友人资助”。
董竹君的生活同样翻滚。日军1932年登陆吴淞口,“锦江小餐”前厅被震塌,她拖着木箱转移厨房器皿;租界警探又以“窝藏嫌犯”为名将她带走。保释金足足三千大洋,几乎花光积蓄,但她咬牙重开店面,主打川味与本帮融合菜,包厢新挂灯笼,墙上绘嘉陵江晚景。生意一日胜过一日。上海滩的大亨们纷至沓来,杜月笙甚至拍案直言店面太小。房东闻风而动,三层楼骑楼改建,只为再多摆一百张桌。
1946年,内战硝烟重起。董竹君拿出三十两黄金购进德国设备,在法租界小弄堂里办起印刷厂,为地下党印刷宣传品。排字工人夜半关灯,人手一张油印誓词。外人看去,她仍是精明女商人,暗处却悄悄把利润送到江南各地武装的物资清单里。
1949年5月,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越过苏州河,炮声停歇,万国旗落下。城区接管紧张有序,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短暂驻在静安寺路。军部登记名单时,他扫到“锦江川菜馆”,握笔的手顿了两秒:“老板娘还在?”没人多问原因,只记下他的喃喃自语。
1950年2月,上海市公安局长扬帆请客,地点选在董竹君新设的海棠厅。灯影摇曳中,宋时轮推门而入,军大衣上的肩章与当年的布衫早非同日而语。推杯换盏之际,他突然侧身问:“董先生,你还记不记得我?”寂静顷刻蔓延。几位干部尚未反应,董竹君愣了,随即想起雨夜递钱的情景,低声答:“原来真是你。”
旁人只当是久别重逢,却不知其中来龙去脉。席后,宋时轮专程陪她在梧桐树下散步,娓娓道来湘西游击的艰苦,“那点钱,一半买了十支枪,一半换了盐巴。”语毕,他笑着补一句:“一支枪能换一条命。”
同年8月,宋时轮在自宅设家宴,再邀董竹君。饭局不像军中部署,只见主人神情庄重,话题却转到鸭绿江方向。董竹君并未多问,她知军机难泄。一个月后,志愿军司令部电报传来:九兵团抽组入朝。那顿家宴,原是道别。
1953年夏,锦江饭店门口排队的依旧是西服革履的外贸员与四九城来的工程师。后厨墙面多了幅世界地图,上面插着红旗指示军团进程。有客人调侃:“这像作战室。”员工则悄声回答:“老板娘关心的是当年的老朋友。”
改革开放初期,统战部工作人员整理旧档案,发现宋时轮多次提到“锦江老板娘”。1983年,宋时轮修养于上海长征医院,仍让秘书写信:“望她健康长寿,别再操心店里细事。”信纸薄,落款却沉甸甸。
1991年2月17日,宋时轮病逝于长海医院,享年81岁。噩耗传来,董竹君沉默良久,最终提笔写下七律一首:“六十年前沪识君,微薄奉赠奔前程。戎马一生功卓绝,将勇风范启后生。”当年春夜的细雨似在窗外重现,香味依旧从楼下飘来,只是缅怀的人不再入席。
一段缘分,由一封介绍信开始,也由一席宴饮再度相认。宋时轮记住的,是危困时的两千元,更是对革命最质朴的支持;董竹君铭刻的,则是将军数十年奔波后仍不改真诚致谢。历史的光影里,这样的交错并不罕见,却总能映照出那个年代最珍贵的人情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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