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联合国大会期间的走廊里突然热闹起来。那天，初到纽约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们第一次感受到了多边外交的“快节奏”。人群之中，一位四十出头、戴着深色边框眼镜的新闻司干部黄桂芳来回穿梭，连轴转地给部长吴学谦递资料。没人会想到，四年后，他会正式成为吴学谦的常任秘书，并陪伴这位上海籍老革命走过整整八年的风雨。
吴学谦出生于1921年12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他还只是上海的大学生。1939年5月，他在地下党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上海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渡江战役前夕，他带领纠察队在闸北张贴标语、搜集敌情，差点被国民党宪兵抓走。经历过枪口与暗巷后，他深知“信息”二字的分量，这种理念也深深影响了日后的秘书班子。
1983年1月8日凌晨，首都机场灯火通明。黄桂芳奉命前来迎接结束出访的吴学谦。简短寒暄过后，吴学谦只说了两句——“明天办公室谈”“不急，事慢慢理”。这位新部长仍保持中联部时期的习惯：出差只带司机，不带秘书。黄桂芳那晚回到宿舍，心里却打起鼓来——从没做过专职秘书，该从何下手？第二天一早，吴学谦反问：“我也第一次当外长，不都得学？”轻描淡写，却给了年轻干部一颗定心丸。
接下来的几年，黄桂芳见识到什么叫“工作如战斗”。吴学谦起草致联合国秘书长的照会，经常改到清晨四点仍盯着逗号的位置。一次，他把黄桂芳叫来：“标点位置不同，语气就变，外交稿子能儿戏？”会场外，看似琐碎的小动作，其实处处是分寸。有人评价吴学谦“出口成章”，可在黄桂芳眼里，那是一夜一夜啃资料、圈修改的代价。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10月联合国大会讲话前夜，吴学谦让秘书组把《非洲手册》最新版全部带上，逐条比对国别信息。那本厚约七百页的蓝皮工具书出自他主持的亚非所，早在1962年毛主席指示后就开始编，完善到八十年代依然是外交人员的案头必备。正因如此，他对数据、事实的精准度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
与工作上的严谨形成对比的，是生活上的极简。1986年，吴学谦全家从木樨地老楼搬进中联部宿舍，屋子里唯一的新家具是一张折叠餐桌。儿子提议粉刷一下墙面，他摇头：“能住就行，国家钱得花在刀刃上。”同年，在纽约弄丢托运行李的闹剧，被航空公司记录为“箱内无贵重物品，暂缓处理”。打开一看，全是旧衣和资料，连联合国官员都忍不住侧目。
1988年4月，吴学谦升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外交、侨务及旅游。同年12月31日，他代表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十周年大会。会议前半小时，他突感腹部绞痛，仍坚持发言。散会即赶往北京医院，经诊断是急性肠炎并脱水。主治医生直言：“再晚一刻就危险。”然而，他躺在病床上要的第一样东西不是止痛针，而是当天的电报汇编。
时间来到1991年1月，外交部人事司正式下文，黄桂芳调任驻外使馆，职位是政务参赞。依照惯例，秘书调离前需向领导告别。那天傍晚，吴学谦放下手中的文件，认真地看着这位自己带了八年的助手：“去第一线好好干，调研的劲不能松，信息要跑在前面。”随后一句更像家常话：“别怕摔跟头，摔过才知道路滑在哪里。”短短三十余字，却概括了老部长的全部期望。
3月初，黄桂芳飞赴任所。初上任，他便赶上东道国政府更迭，谈判桌对面坐着新外长。凭借多年跟随吴学谦积累的功底，他准确捕捉对方关心点，迅速拿出备选文本，引来同僚侧目。有人私下感叹：“到底是吴副总理的秘书，出手就不同。”八年的耳濡目染，在驻外舞台得到验证。
一线岁月转眼近十年，黄桂芳数次休假回京，总会到吴学谦家中汇报。吴老依旧习惯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一边听BBC，一边问：“当地报纸怎么看中国？”没有客套，只有问题。1997年，他透露想筹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邀请退休的熟手加盟，理由很简单——“研究要靠懂实际的人”。三年后，黄桂芳退休，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基金会的大门。
2008年4月4日，吴学谦病逝，享年86岁。治丧工作由外交部负责，老部下回忆起他时，最多的还是那句耳熟能详的话：“信息得跑在前面。”细想之下，这句看似平淡的叮咛，是他从地下斗争到多边舞台始终不变的法宝。对于黄桂芳而言，1991年的那声嘱托既是交接仪式，也是职业生涯另一个起点。多年以后，他在基金会整理档案，翻到吴学谦批红的旧稿，扉页左下角留着一句硬朗小楷——“认真”。对秘书出身的外交官而言，这两个字的分量，恐怕比任何头衔都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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