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 中央档案馆史料、江西省党史研究部门资料、胡风回忆录、吴奚如口述史料、《文汇报》、新华社等权威媒体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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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夏日的一个傍晚，上海四川北路的内山书店里，暮色渐浓，店内昏黄的灯光照亮了满架的书籍。
一位年轻女子怯生生地走到柜台前，她身着朴素的旗袍，神情显得有些紧张不安。
她从怀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封看似普通的信件，却对店员说出了一番让人费解的话："这信需要用碘酒才能看见文字。"
店员愣了愣，这种奇怪的要求在内山书店的日常业务中闻所未闻。
他接过这封奇怪的"白纸信"，仔细端详着手中这几张看似空白的纸张，完全看不出任何文字痕迹。
这张看似空白的纸上，实际上藏着一位革命者在生死关头写下的求救密信。
当这封信最终送到鲁迅先生手中时，这位文学巨匠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决定。
【一】怀玉山的最后战斗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正式组建，方志敏被任命为红十军团政委。
这支队伍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
既要北上抗日，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又要在战略上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行动，吸引和牵制国民党军队的注意力。
1935年1月，江西怀玉山区正值隆冬，雪花纷飞，寒风刺骨。
这片位于江西东北部的山区，地形复杂，山高林密，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然而，这片原本宁静的山区，此时却因为一场惨烈的战斗而变得异常紧张。
方志敏率领的红十军团在此地遭遇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包围，这支曾经威名赫赫的红军队伍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根据详细的史料记载，当时围困红十军团的国民党军队兵力雄厚，包括四十九师、二十一旅、浙江保安团等多支部队，总兵力达到十四个团，约两万余人。
这些部队在国民党军事指挥官的统一调度下，形成了密不透风的包围圈。
这个包围圈的范围纵横不过十五里，却如铁桶一般将红军困在其中，形成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红十军团的处境极其艰难。
这支队伍虽然战斗力较强，但总兵力不足万人，在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突围的希望渺茫。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长途行军和连续作战，部队的给养严重不足，弹药也即将耗尽。
严寒的天气更是雪上加霜，许多战士因为缺乏御寒衣物而冻伤。
方志敏作为红十军团的主要领导人，深知当前形势的严峻。
他在后来的狱中回忆中写道："就像钻进了牛角一样。"
这个比喻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红军所面临的绝境。怀玉山区虽然地形复杂，有利于游击战，但在敌人重兵包围的情况下，这种地形优势反而成为了劣势，限制了部队的机动性。
战斗的激烈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
国民党军队采取了"铁壁合围"的战术，逐步压缩包围圈，同时进行地毯式搜索。红军战士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顽强抵抗，许多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宁死不屈。
然而，客观的力量对比决定了这场战斗的结局。
战斗持续了十余天，国民党军队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搜索。
这种搜索行动不仅规模庞大，而且异常细致，几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的藏身之处。
红军战士们被陆续搜出，除了少数突围成功的部队——包括留在皖南的一个营和成功转回赣东北的八百人外，红十军团的主力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方志敏目睹了这场悲剧的全过程。
他眼睁睁看着战友一个个被敌人搜出，在枪口的威胁下被迫投降或惨遭杀害，内心的痛苦难以言表。
这些战友中有他多年的战斗伙伴，有刚刚参加革命的年轻人，也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看着他们一个个倒下或被俘，方志敏的心情可想而知。
在最绝望的时刻，方志敏曾多次举起手枪想要自尽，以免落入敌手。
然而，每当他举起手枪时，又会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想到还有许多未竟的事业等待着去完成。
他在后来的文稿中写道："我不甘心就这样死去，反动派！这次，我们若能逃出罗网，我们要与你拼一死命！不打倒你，我们绝不罢休！"
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面对挫折时的坚定意志。
1935年1月27日，方志敏等人在一个小村庄中被国民党军队发现。
当时他们已经断粮多日，身体极度虚弱，再也无力抵抗。
1月29日，因弹尽粮绝，方志敏最终不幸被俘。
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赣东北苏区主要创建者，这位写下"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的革命者，戴着沉重的脚镣，被押往南昌。
被俘时的方志敏身无分文，身上只有一只手表和一支自来水笔，这与国民党宣传的"共产党领导贪污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清贫的状况，后来也成为他写作《清贫》一文的现实基础。
从怀玉山到南昌的押解途中，方志敏始终保持着革命者的尊严和气节，拒绝了敌人的种种诱惑和威胁。
【二】南昌监狱中的坚守与思考
1935年2月2日，方志敏被押解到南昌，关进了"委员长行营驻赣绥靖公署"军法处看守所。
这座监狱位于南昌市区的中心地带，是当时国民党在江西地区关押重要政治犯的主要场所。
监狱的建筑结构严密，警戒森严，四周高墙环绕，内部分为多个监区，不同级别的犯人被关押在不同的区域。
方志敏最初被关押在普通监房。
这里的条件极其恶劣：监房狭小阴暗，四壁潮湿发霉，空气浑浊不堪。
监房内只有一张简陋的木板床，没有任何取暖设施，在江西冬季的严寒中，犯人们只能靠身上的单薄衣物御寒。
更为严苛的是，方志敏的双脚被戴上了十斤重的铁镣，这副沉重的镣铐不仅限制了他的行动，也成为了一种精神折磨。
这副铁镣制作粗糙，边缘锋利，长期佩戴会在脚踝处留下深深的伤痕。
每当方志敏在狭小的监房中行走时，都能听到"哗啦哗啦"的金属撞击声，这种声音在寂静的监狱中显得格外刺耳。
铁镣的重量使得他每走一步都异常吃力，长时间的佩戴还会导致脚部血液循环不畅，引发各种疾病。
国民党当局对方志敏采取了精心设计的双重策略。
一方面，他们逐渐改善了方志敏的生活条件。
大约在3月份，方志敏被从普通牢房转移到所谓的"优待号"。
这里的条件相对较好：
监房较大，光线充足，四壁用白纸裱糊过，显得相对整洁；床铺也比较舒适，还配备了桌椅等基本家具；伙食标准也有所提高，能够保证基本的营养需求。
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派遣了各路人马对方志敏进行轮番劝降。
这些劝降人员包括党政军要员、社会名流，还有方志敏的同乡同学等。
他们采用各种手段，有的晓以利害，有的动之以情，有的许以重利，试图从各个角度突破方志敏的心理防线。
蒋介石本人也曾多次亲自参与劝降工作。
根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曾专程从南京赶到南昌，与方志敏进行面对面的谈话。
在谈话中，蒋介石展现出了政治家的手腕，既有威胁，也有诱惑。
他向方志敏许诺了极其优厚的条件，包括担任江西省主席等高级职务，还承诺为他提供丰厚的物质待遇和政治地位。
面对这些巨大的诱惑，方志敏的态度始终坚决而明确。
他在与蒋介石的对话中毫不退缩，明确表示："我是政治家，不是阴谋家，要我加入你们一伙绝对办不到。"
这种断然拒绝的态度，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坚定立场和崇高品格。
当蒋介石询问方志敏有什么要求或愿望时，方志敏的回答更是斩钉截铁："要杀，你就赶紧下命令执行吧。"
这种视死如归的气概，既表现了革命者的英雄气概，也让国民党当局深感意外和无奈。
他们原本以为，通过优厚的条件和政治诱惑，能够动摇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信念，但方志敏的表现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期。
在狱中生活的初期，方志敏确实经历了一段心理斗争。
被俘的打击，战友的牺牲，革命事业的挫折，这一切都让他感到沉重的压力。
他曾有过"一死以谢党"的想法，认为自己作为军事指挥员，没有能够保护好部队，没有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应该以死谢罪。
他甚至与同囚的刘畴西、王如痴等人商量好了临刑前要高呼的口号，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决心。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深入的思考，方志敏逐渐改变了这种想法。
他开始意识到，简单的死亡并不能真正为党和人民做出贡献，反而可能浪费了一个有价值的生命。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革命经验和深厚理论修养的共产党人，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可以做。
这个思想转变的过程，在方志敏后来的文稿中有详细的记述。
他写道："我们是共产党员，当然都抱着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绝不是厌世主义者，绝不诅咒人生，憎恶人生，而且愿意得脱牢狱，再为党工作。但是，我们绝不是偷生怕死的人，我们为革命而生，更愿为革命而死！"
这种思想的转变，为他后来的写作生涯奠定了基础。
方志敏决心要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特别是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用文字记录下来，为党和人民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他要通过文字来继续自己的革命工作，用笔作为武器，在监狱这个特殊的环境中继续战斗。
这个决定不仅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责任担当，也展现了文字的力量和价值。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方志敏开始了他人生中最重要也最有意义的写作工作。
他要用有限的生命时间，创作出无限价值的精神财富，这种使命感和紧迫感，成为了他在狱中坚持写作的强大动力。
【三】狱中写作的艰难历程
在南昌军法处看守所那个四壁用白纸裱糊的囚室里，方志敏开始了他人生中最为特殊也最为重要的写作生涯。
这个囚室虽然条件相对较好，但仍然充满了各种限制和监控。
监房内的桌椅是监狱方面后来为了配合劝降工作而特意提供的，但这也意味着方志敏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受到更严密的监视。
戴着十斤重的脚镣进行写作，其困难程度远超常人想象。
这副铁镣不仅重量惊人，而且设计粗糙，边缘锋利，长时间佩戴会在脚踝处造成磨损和疼痛。
当方志敏坐在桌前写作时，脚镣的重量会使他的双脚无法自由活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会导致下肢麻木和血液循环不畅。
更为严重的是精神压力。
方志敏在文稿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手执着笔，一面构思在写，一面却要防备敌人进房来。"
每当听到走廊里的脚步声、钥匙声或者看守的说话声时，他都必须立即停笔，将稿纸迅速藏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对于需要集中精力进行创作的写作工作来说，无疑是巨大的障碍。
监狱的作息时间也对写作造成了很大限制。
每天早晨，看守会定时巡查监房，检查犯人的情况；白天还有各种劳动安排和例行检查；夜晚则有严格的熄灯时间。
方志敏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写作，而且还要时刻保持警惕，防止被发现。
尽管条件如此恶劣，方志敏的创作热情却异常高涨。
从1935年2月底开始，他陆续启动了多个写作项目。
首先是回忆录性质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篇文稿从3月份开始动笔，到3月中下旬完成初稿，全文达到6万字的篇幅，是他在狱中完成的篇幅最长的作品。
《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共分31节，按照时间顺序详细记述了方志敏的成长经历和革命历程。
从他在弋阳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时就立下"誓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誓言，到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再到领导农民运动、创建赣东北苏区，直至率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每一个重要阶段都有详细的记述。
在写作过程中，方志敏不仅记录了事实经过，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和总结。
他分析了革命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探讨了农民运动的规律和特点，总结了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和不足。
这些内容对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建设和实践指导都具有重要价值。
5月2日，在所谓的"优待号"里，方志敏完成了著名的《可爱的中国》。
这篇文章全文达1万6千字，是他在狱中创作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品。
文章采用第三人称的写法，以"一个从死牢里坐着写作的人"的口吻，表达了对祖国深深的眷恋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可爱的中国》的创作过程充满了情感的起伏。
方志敏在文中写道："他要为着中国的可爱，努力的工作，忠诚的奋斗。"
这种对祖国的深情表达，不仅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爱国情怀，也展现了他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文章中那句"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成为了激励后人的经典名句。
5月25日，方志敏又完成了《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全文1万3千字。
这篇文章以更加直接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死亡的态度和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持。
文章开头就明确表达了视死如归的态度："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这是我在监狱里写作的的一篇文章的题目。"
6月9日，方志敏完成了《狱中纪实》，全文1万2千字。
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他在狱中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变化，包括对劝降工作的拒绝，对狱友的怀念，以及对革命前途的思考。
这篇文章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除了这些长篇作品外，方志敏还创作了《清贫》《给党中央的信》等多篇短文。
《清贫》一文通过对自己被俘时身无分文的描述，阐释了共产党人的品格和操守。
文章开头的那句"清贫，洁白朴素的生活，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至今仍被广泛传诵。
为了保证这些珍贵文稿的安全，方志敏费尽心思设计了各种保护措施。
他在囚室墙上挖了一个秘密洞穴，大约有半块砖头大小，深度足以容纳相当数量的文稿。
这个洞穴的位置经过精心选择，外面用纸糊着，刚好被床沿挡住，从正常角度很难发现。
这个秘密藏匿点的创造过程也充满了风险。
方志敏必须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用简陋的工具在墙上挖洞，还要处理好挖出来的碎砖和灰尘，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整个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被发现，后果不堪设想。
方志敏对文稿安全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他时刻提防着敌人可能突然杀害他，因而多次向信任的看守高家骏交代："如果我遇害了，你一定要把这些文稿取出，想办法交给共产党组织。"
这种对历史责任的担当，体现了一个革命者的远见和智慧。
随着时间推移，方志敏越来越感觉到死亡的临近。
1935年6月初，监狱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加剧了这种紧迫感。
6月5日端午节那天，方志敏还与狱友娄梦侠、胡海等人一起聚餐，大家谈论革命理想，回忆战斗经历，气氛相对轻松。
然而，仅仅几天后，噩耗传来：娄梦侠、胡海、谢名仁等同志被秘密处决。
这个消息对方志敏的打击是巨大的。这些都是他的老战友，有的还是多年的老同事。
他们的牺牲不仅让方志敏失去了重要的精神支撑，也让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处境正在急剧恶化。
6月23日，方志敏怀着沉痛的心情写下了《记胡海、娄梦侠、谢名仁三同志的死》，文中称赞"他们临难不屈，悲壮就死，不愧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战友的牺牲让方志敏更加意识到时间的紧迫性。
他必须抓紧一切机会，将已经完成的文稿想方设法传递出去，确保这些承载着革命理想和斗争经验的文字能够得到保存和传播。
正是在这种紧迫感的驱使下，方志敏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采用米汤密写的方式，向外界求助。
【四】米汤密信的神秘传递
1935年6月中下旬，南昌的夏日骄阳似火，监狱里的空气更加闷热难耐。
方志敏在狭小的囚室中思考着文稿传递的问题，这个问题比写作本身更加复杂和危险。
他深知，仅仅写出这些文稿还远远不够，关键在于如何让这些承载着革命理想和斗争经验的文字突破监狱的重重封锁，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经过反复权衡和深思熟虑，方志敏决定采用当时中共地下工作者广泛使用的一种特殊技术——用米汤进行密写。
这种技术虽然简单，但在特定环境下却极其有效。
米汤的主要成分是淀粉，用毛笔蘸着米汤在纸上写字，干燥后肉眼完全看不出任何痕迹，整张纸看起来就像普通的白纸一样。
但是，当用碘酒轻轻擦拭时，淀粉遇碘会发生特定的化学反应，呈现出明显的蓝色，隐藏的文字就会清晰地显现出来。
在监狱这样严密控制的环境中，获得米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方志敏需要在吃饭时偷偷保存一些米汤，然后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进行密写工作。
整个过程需要极其小心，既要避免被看守发现异常行为，又要确保米汤的质量和数量足以完成密写任务。
方志敏在选择求助对象时表现出了政治家的远见和智慧。
经过缜密分析，他最终确定了四个目标人物：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
这四个人的选择绝非随意，每一个都有着深层的考虑和明确的理由。
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夫人，不仅在国内享有崇高的政治地位，在国际上也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她的政治立场倾向进步，经常公开批评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支持抗日民主运动。
更重要的是，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在知识界和文化界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影响力。
他的政治倾向也逐渐左倾，对共产党的事业表示同情和支持。
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执行委员，鲁迅参与了多次营救政治犯的活动，具有丰富的相关经验。
邹韬奋是当时著名的新闻出版家，他主办的《生活》周刊在知识界影响巨大，是宣传进步思想的重要阵地。
邹韬奋本人也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重要成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政治运动。
李公朴是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长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社会改革。
他主持的中华职业学校在教育界享有盛誉，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李公朴的政治立场也倾向进步，经常参与各种爱国民主活动。
方志敏相信，这四个人不仅具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而且都与中共地下党组织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
通过他们的帮助，不仅可以扩大文稿的影响力，也可以建立起可靠的传递渠道，确保文稿能够安全到达党组织手中。
执行这项极其危险任务的关键人物是高家骏。
这位年轻人的背景颇为复杂，他原本是浙江杭州人，家境并不富裕。
为了寻找工作机会，他来到南昌参加军法处招聘缮写员的考试，凭借良好的文化水平被录取为上士文书。
后来，由于工作需要，他被安排担任"优待号"中方志敏的专门看守。
起初，高家骏对这项工作并没有特别的想法，只是按照规定执行日常的看守任务。
然而，在与方志敏的长期接触过程中，这位朴实的年轻人逐渐被这位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所感化。
方志敏的博学、睿智、坚定和从容，都给高家骏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方志敏对革命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未来的乐观态度，更是让高家骏深受触动。
高家骏与女友程全昭的关系也为这次秘密行动提供了重要条件。
程全昭当时18岁，是杭州自强小学的代课老师。
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正义感。虽然她对政治活动了解不多，但对高家骏的人品和判断力充满信任。
1935年7月初的一个晚上，高家骏在与程全昭的最后一次秘密会面中，郑重地将这项特殊任务托付给了她。
这次会面的地点选择在监狱附近的一个隐蔽角落，时间也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以避免被人发现。
高家骏详细向程全昭解释了任务的重要性和危险性。
他告诉她，这些文稿是一位伟大的革命者在狱中写就的珍贵作品，内容涉及中国革命的重要经验和未来展望，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他还特别强调，这项任务充满危险，一旦被发现，不仅会影响文稿的传递，还可能危及所有参与人员的生命安全。
在交付任务时，高家骏给了程全昭一个仔细包装的纸包，里面装着方志敏的部分重要文稿。
同时，他还交给她四封用米汤密写的信件，分别寄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
为了确保任务的顺利执行，高家骏还为程全昭准备了详细的行动计划。
他提供了四位目标人物的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并为程全昭设计了化名"李贞"。
这个化名的选择也颇有深意，"李贞"谐音"力争"，寄托了对任务成功的强烈期望。
1935年7月初，年仅18岁的程全昭怀着忐忑不安而又坚定的心情，踏上了前往上海的火车。
她深知自己肩负的使命重大，也明白这次行动的危险性，但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许多普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做出贡献，程全昭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和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聚集了大量的知识分子、社会名流和进步人士。
然而，同时它也是国民党统治的重要据点，特务活动频繁，政治环境复杂。程全昭要在这样的环境中完成秘密任务，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程全昭抵达上海后，暂时住在白克路宝隆医院一位护士朋友的宿舍里。
这个住处的选择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白克路位于租界区域，相对安全；宝隆医院是外国人办的医院，不太容易受到国民党当局的直接干预；而且住在朋友那里可以节省费用，降低行动成本。
然而，送信的过程并不如预期那样顺利。
程全昭首先来到宋庆龄的住所，但门房告诉她宋庆龄已经去庐山避暑，暂时不在上海。
程全昭只好将信件和"李贞"的名片留给了保姆，请她转交给宋庆龄。
接下来，程全昭来到生活书店寻找邹韬奋。
生活书店是当时上海著名的进步书店，也是邹韬奋的工作基地。
然而，书店的工作人员告诉她，邹韬奋当时正在国外，具体归期不定。程全昭只好将信件留在书店，请工作人员代为保管。
第三站是中华职业学校，程全昭要在这里寻找李公朴。
然而，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李公朴当时不在学校，通常要到晚上6点半才来上课。
程全昭决定等待，她在学校门口等了几个小时，终于在傍晚时分见到了李公朴。
当程全昭向李公朴说明来意时，这位谨慎的教育家并没有立即表示接受。
作为一个有经验的社会活动家，李公朴深知当时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年轻女子送来的神秘信件，他保持了应有的警惕。李公朴只是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怎么会让你送信给我？这样吧，信先放我这里好了！"
最关键也是最成功的一站是内山书店。
这家书店不仅是上海著名的文化场所，也是鲁迅经常出入的地方，与鲁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当程全昭说要寻找鲁迅时，书店的伙计直接告诉她："鲁迅你是找不到的。但你如果有事，我们可以转告他。"
程全昭按照高家骏的指示，将给鲁迅的信件交给了书店伙计，并特别嘱咐说："这信件需要用碘酒才能显出文字。"
这个重要的提醒为后来的成功显影提供了关键信息。
书店伙计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认真记下了这个特殊要求。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胡风拿着几张看似空白的纸张，神色紧张地跑去寻找吴奚如。
胡风告诉吴奚如，鲁迅先生从内山书店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里面除了一张没有署名和称谓的短信外，其余都是白纸，让人完全摸不着头脑。
吴奚如是中共特科的重要工作人员，也是党组织与鲁迅之间的主要联络人。
凭借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立即意识到这很可能是密写文件。他建议胡风购买碘酒进行试验，看看能否显示出隐藏的文字。
当胡风用碘酒轻轻擦拭那些看似空白的纸张时，奇迹般的事情发生了。
随着碘酒的接触，淡蓝色的字迹逐渐清晰地显现出来，就像魔法一样。
这些正是方志敏用米汤精心密写的信件，其中一封是详细的给党中央的报告，另一封则是专门写给鲁迅的求助信。
方志敏在给鲁迅的信中详细说明了自己的处境和文稿的情况，然后提出了具体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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