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初的河内进入冬季，一股来自北方的冷空气让街巷格外萧索。就在这座法式老城略显湿冷的清晨，越共中央机关大楼里灯火彻夜未熄，黎笋和几位亲信正焦头烂额地翻阅最新电报——苏联方面削减军援已经成定局。
事情要从1969年说起。9月2日胡志明病逝，55岁的黎笋迅速取得实权。与前任不同，这位出身南方的强硬派缺乏对北京的情感纽带，骨子里更愿意把河内塑造成莫斯科在印度支那的桥头堡。冷战氛围浓烈，越南“一脚踢开”中国援助、转身亲苏，在当时竟被不少越共干部视作“高明”。
1975年4月30日西贡解放，战争号角还未完全散去，黎笋就对外宣布“向南而后向北”。向南，是挥师柬埔寨；向北，自然指向中国西南边陲。1976年底排华运动在胡志明市急剧升温，不少在越商贩被迫携家带口北上，广西边境小城一夜之间涌入成千上万难民。
北京最初依旧选择克制。那两年国内经济还在复苏期，实在不愿再开战。遗憾的是，越方枪声不断，炮火一次次越过老山、法卡山。1979年2月17日清晨，人民解放军部队在数百公里战线上实施自卫反击。二十三天后部队按计划全部撤回，留下满目疮痍的谅山与连绵不断的补给压力给黎笋集团。
河内公开场合强硬，暗地里却在“补洞”。战争打烂了交通线，粮食、棉布、柴油样样短缺。黎笋赶忙向莫斯科高喊“社会主义同志情谊”，却换来官式答复——“自顾不暇”。没有办法，他只好学着当年对待中国的路数，转向外界四处兜售“前线需求单”，印度成了优先对象。
1985年秋，时任印度总理拉·甘地访问苏联归途顺便停河内。黎笋提前数周张罗，每一处欢迎标语都写上印地语，力图展示“同志加兄弟”。宴会上，黎笋举杯半真半假地说：“中印互为古老文明，甘地同志如能牵线，一解中越心结，越南人民感激不尽。”甘地笑而不语，只礼貌地点头。当天晚上，陪同的印度外交官在驻越使馆电报里写道：“河内信心不足，试图借第三方缓冲压力。”
消息很快传到北京。邓小平不紧不慢地看完文件，只说了一句话：“越南是真想和解，还是想再演一次‘借刀’？”随后，他叮嘱外交部对外统一口径：“暂不作评论。”一句“暂不”意味深长——既不给黎笋台阶，也不彻底堵死谈判可能。
越方原指望北京会因担心难民潮而立刻松口，却发现这次算盘落空。事实上，当时中国在广西、云南沿线已修建多条简易公路和难民临时安置点，对可能出现的突发状况早有准备。倘若河内真乱，北京完全可以守住边境，同时避免被再次绑上“无底洞”式援助车。
苏援削减、华援无望、内部争权激化，多重挤压下的黎笋身体每况愈下。1986年7月，他因长期肝病在河内病逝，享年79岁。去世前不久，他对身边人说过一句话：“如果那年没跟中国闹僵就好了。”话音很低，谁也不知他是真忏悔还是仅为形势所迫。
黎笋倒下后，越共中央迅速启动“革新开放”议程。新一届领导层第一件大事，就是在中越边境停火线上撤掉重型火炮，并于1990年推动两党高层会晤。时至今日，很多研究者认为，1985年那场“请甘地当中间人”的尝试虽失败，却让河内高层认清一件事：真正能解决问题的还是直接对话，而不是空洞的“第三方调停”。
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在这场插曲中得到了额外收益——它与中国保持了沟通渠道，同时又从越南获得友好姿态，南亚–东南亚之间的战略缓冲带悄然成形。历史偶然与必然的交叉处，这种微妙平衡屡见不鲜。
回到1985年的那个冬夜，河内街头灯光零落，大剧院外依旧有人在售卖热腾腾的法棍。远处轮胎焦味混杂着汽油味，提醒着行人战争的创口尚未愈合。那盏昏黄路灯下的越南年轻人大概怎么也想不到，几千公里外北京中南海里的一句“暂不作评论”，正悄悄改写着他们国家未来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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