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聂荣臻回忆录》《沙飞传》《晋察冀画报社史料》《华北军区档案》等史料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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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4日上午，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内气氛异常凝重。
华北军区政治部在这里召开宣判大会，一名身着军装的中年男子被押上审判台。
这个人名叫沙飞，原名司徒传，华北军区政治部画报社主任，师级干部，年仅38岁。
医院的大礼堂里坐满了人，有医院的工作人员，有军区的干部，特别是在医院工作的全体日本医务人员都来参加了这次宣判会。空气仿佛凝固了，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复杂的情绪。
台上的沙飞神情恍惚，眼神空洞，仿佛还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他的双手被反铐着，身形消瘦，脸色苍白。这个曾经在战场上英勇无畏的摄影师，如今却成了阶下囚。
随着审判官庄严的宣读声，沙飞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宣判声在礼堂内回荡，许多在场的人不禁唏嘘不已。
这个人曾经用相机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瞬间，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新闻摄影画报，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就在前一天夜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对着那份沉甸甸的执行令，久久没有落笔。
桌案上摆着厚厚一摞关于沙飞的档案，从他参军到现在的每一页记录都在那里。
从一个热血青年到战地摄影师，从摄影科长到画报社主任，十几年的战友情谊历历在目。
聂荣臻最终还是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签完字后，这位铁血将军在椅子上坐了很久，然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轻声说道："他是南方人，爱吃鱼，想法子给他搞点鱼吃。"
这句话里包含着无限的复杂情感，这个即将被处决的人，曾经是聂荣臻最得力的战友之一，也是中国革命新闻摄影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一】从药商世家走出的摄影天才
沙飞的人生故事，要从1912年说起。那一年的5月5日，在广东开平县赤坎镇的一个药商家庭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就是司徒传，后来闻名天下的沙飞。
沙飞的家族世代以售卖医药为生，在那个战乱频仍的年代里，他无疑是幸运的。
不仅温饱不愁，还能够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接受良好的教育。
他的父亲司徒伟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商人，虽然从事传统的药材生意，但对新思想新文化并不排斥，经常向子女们灌输"勤奋学习，学有所成，报效祖国、振兴中华"的思想。
在广州这个中国早期民主革命的摇篮里，沙飞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
那时的广州是全国革命前沿和前卫艺术中心，各种新思潮在这里汇聚碰撞。
沙飞的家庭内有很多人都从事艺术工作，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深深地影响了沙飞后来的成长道路。
沙飞从小就显露出了与众不同的艺术天赋，他涉猎甚广，木雕、绘画、摄影，样样精通。
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敏感而充满正义感的心。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年少的沙飞就表现出了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
1926年，年仅14岁的沙飞从广东省无线电学校毕业。
这在当时是一项相当先进的技术，无线电通讯在那个年代还是新鲜事物。
毕业后，他立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中担任电台报务员。
跟随北伐军，沙飞先后来到上海、宁波、济南、北京等地。这段经历让他第一次真正接触到了社会的复杂性和战争的残酷性。
在行军途中，他亲眼目睹了军阀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也看到了革命军队为推翻旧制度而进行的英勇斗争。
这些经历在年少的沙飞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北伐战争胜利后，沙飞在广西梧州的军用电台工作了3年时间。
在这段相对安定的日子里，他开始更多地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军用电台的工作让他接触到了来自各地的信息，对时局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32年初，20岁的沙飞离开军队，到汕头电台担任报务员。
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月薪有一百五十大洋，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了。
稳定的工作和优渥的收入让沙飞有了更多的时间和金钱来追求自己的艺术爱好。
就是在汕头工作期间，痴迷摄影的沙飞用自己的薪水购买了人生中第一台照相机。
从此，这台相机成了他形影不离的伙伴。每逢休息日，他就背着相机走上街头巷尾，寻找拍摄灵感，记录身边的人和事。
当时虽然全面抗战尚未爆发，但汕头作为沿海城市，已经感受到了日本侵略势力的威胁。
日本浪人在当地活动猖獗，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作为热血青年的沙飞看到这些情景，内心深感痛楚。
他开始有意识地用手中的相机记录日军的暴行，用镜头揭露侵略者的罪恶面目。
1935年6月，不满足于现状的沙飞做出了一个重要决定。
他以别名司徒怀的身份加入了上海黑白影社，这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摄影组织之一。
为了能够更系统地学习摄影艺术，1936年，他毅然辞去了在汕头的安逸工作，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正式开始了专业的艺术学习。
在上海求学期间，沙飞接触到了更多的进步思想和先进的艺术理念。
他深受左翼革命文化的影响，逐渐对反映底层劳动群众生存境遇的现实主义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开始将镜头更多地对准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用影像记录他们的艰辛生活。
在这一时期，沙飞拍摄了《磨剪工》、《慈母手中线》、《风烛残年》、《为了活命》、《生命的呐喊》、《被迫离境》等作品。
这些照片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记录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底层生计与抗争的情景，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底层的现状。
【二】与鲁迅的历史性相遇
1936年10月，一个改变沙飞一生命运的机会悄然来临。
当时鲁迅先生身体状况很不好，但他依然坚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支持进步青年的文艺创作。
10月初，上海举行青年木刻研讨会，鲁迅不顾身体不适，坚持出席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文艺活动。
作为上海美专的学生，沙飞有幸参与了这次活动的摄影工作。当他第一次见到心目中的文学巨匠时，内心激动得难以言表。
鲁迅虽然年事已高，身体虚弱，但眼神中依然透着犀利和睿智。沙飞小心翼翼地举起相机，为这位文学泰斗拍摄了一系列珍贵的照片。
这些照片记录了鲁迅人生最后阶段的身影，也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极其珍贵的图像资料。
在拍摄过程中，鲁迅对这个年轻的摄影师表现出了和蔼的态度，甚至主动配合拍摄。
这种平易近人的风范让沙飞深受感动，也坚定了他用影像记录历史、服务人民的决心。
10月19日凌晨，噩耗传来——鲁迅先生与世长辞。得知消息后，沙飞立即赶到鲁迅家中，用镜头记录了这位文学巨匠的最后时刻。
他拍摄了鲁迅的遗容以及随后举行的葬礼全过程，这些照片后来成为后人纪念鲁迅、研究鲁迅的重要资料。
鲁迅的葬礼在上海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各界人士纷纷前来吊唁。
沙飞用自己的镜头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历史时刻：灵堂内外挤满了悲伤的民众，鲁迅的遗体安详地躺在鲜花丛中，许广平和周海婴母子悲伤欲绝的神情，送葬队伍浩浩荡荡的场面......这些珍贵的历史瞬间都被沙飞永久地定格在了胶片上。
当这些照片在上海《良友》等刊物上发表时，沙飞第一次使用了"沙飞"这个笔名。
关于这个笔名的含义，沙飞曾经解释说，它象征着"飞向自由的沙子"，表达了他对自由和理想的向往。
从此，司徒传这个本名逐渐被人们淡忘，而沙飞这个名字却传遍了大江南北，成为中国摄影史上一个响亮的名字。
鲁迅的去世对沙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始更加深入地思考摄影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
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沙飞明确提出要做一个"前进的摄影记者"，要用摄影这种艺术形式为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事业服务。
1936年12月，沙飞在广州举办了个人影展，展出了包括鲁迅照片在内的一系列作品。
1937年6月，他又在桂林举办个人影展。这些影展的成功举办，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这位年轻的摄影师，也展现了摄影艺术的独特魅力和社会价值，为他后来的革命摄影生涯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投身抗战洪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正式拉开。
消息传到上海后，整个城市都沸腾了。像沙飞这样的热血青年，更是义愤填膺，纷纷要求投身抗日救亡的洪流。
面对民族危亡，沙飞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在上海相对安逸的学习生活，毅然决定奔赴抗日前线。
他相信，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就应该站出来，为保卫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沙飞首先来到太原，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
全民通讯社是全民族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统战工作推动下建立起来的新闻通讯机构，它的成立标志着抗战宣传工作的正式启动。
作为这个机构的摄影记者，沙飞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战地摄影记者生涯。
在太原期间，沙飞有机会接触到了许多八路军的干部战士。
他发现，这些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他以前见过的其他军队截然不同。
他们纪律严明，作风朴实，与民众关系融洽，让人感受到一种全新的革命气象。
平型关大捷后，沙飞作为特派记者前往五台山县河东村采访八路军115师。
这次采访成为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他第一次与聂荣臻相见的历史性时刻。
当沙飞赶到115师驻地时，正值部队刚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喜悦时刻。
整个部队上下都沉浸在胜利的氛围中，但指挥员们依然保持着冷静的头脑，正在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
在师指挥部，沙飞见到了115师政治委员聂荣臻。
这位年轻的将军给沙飞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身材不高，但气质儒雅，谈吐不凡；他既有军人的果断干练，又有学者的深邃思考；他对战士亲切和蔼，对敌人毫不留情。
聂荣臻得知沙飞是来采访的摄影记者后，表现出了极大的重视。
他详细向沙飞介绍了平型关战斗的经过，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阐述了八路军的抗日主张。
聂荣臻镇定自若的大将风度和亲切和蔼的质朴风范让沙飞深受感动，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人民军队的风采。
在随后的几天里，沙飞深入八路军各部队进行采访拍摄。
他看到了八路军战士们舍生忘死的英勇战斗，感受到了他们高涨的革命热情和坚定的抗日信念。
这些都深深震撼了沙飞的心灵，让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有了全新的认识。
更让沙飞感动的是八路军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他们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了秋毫无犯。
在根据地，军民关系就像鱼水一样融洽，老百姓把八路军当作自己的子弟兵，八路军把保护人民当作自己的神圣职责。这种现象在沙飞此前的经历中是从未见过的。
通过这次采访，沙飞心中投身革命队伍的种子彻底萌芽了。
他深深地被八路军的革命精神所感动，被他们的崇高理想所感召。
他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
1937年10月，经过深思熟虑，沙飞正式向八路军提出了参军申请。
在聂荣臻的亲自批准下，沙飞成为了晋察冀军区的一员，并正式将名字从司徒传改为沙飞。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多了第一位专职新闻摄影记者，中国革命新闻摄影事业也有了自己的开拓者。
沙飞参军后，立即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抗敌报》编辑部担任副主任。
他如鱼得水，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抗日宣传工作中。
不久，他又与其他几位同志一起创办了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摄影工作室，为建立我党我军的新闻摄影事业奠定了基础。
【四】白求恩的深厚友谊与《晋察冀画报》的诞生
1938年5月，长期的战地生活和高强度的工作让沙飞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组织上安排他到山西五台县耿镇河北村的晋察冀军区卫生部卫生所休养。
正是在这里，沙飞遇到了一位改变他人生轨迹的国际友人——诺尔曼·白求恩。
6月的一天，白求恩率领的医疗队来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驻地。
这位来自加拿大的医生以其精湛的医术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很快就赢得了根据地军民的尊敬和爱戴。
当沙飞第一次见到白求恩时，就被他身上那种特殊的气质所吸引。
令沙飞惊喜的是，白求恩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医生，同时也是一位摄影爱好者。
两人很快就因为共同的兴趣爱好而成为了挚友。
白求恩对沙飞的摄影作品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经常向他请教拍摄技巧和暗房冲洗技术。
而沙飞也从白求恩那里学到了很多西方先进的摄影理念和方法。
更重要的是，沙飞的英语水平相当不错，这使得他能够与白求恩进行深入的交流。
两人经常在工作之余讨论摄影艺术、医学知识、国际形势等各种话题。
这种跨文化的交流让沙飞的视野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深邃。
1938年8月，在松岩口村建立了"模范医院"，白求恩在这里开展医疗救护工作。
沙飞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为白求恩的医疗队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工作照片。
这些照片真实记录了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救死扶伤的感人事迹，成为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那些战火纷飞的日子里，沙飞的镜头记录下了白求恩工作的方方面面：他在简陋的手术室里专注地为伤员做手术，汗水浸透了他的衣服；他在前线阵地上抢救伤员，枪炮声在耳边轰鸣；他在村庄里为老百姓看病，温和的笑容让人如沐春风......
这些照片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重要的是它们记录了一个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中国土地上的光辉足迹。
后来，这些照片成为人们了解白求恩、纪念白求恩的重要载体，也成为中加友谊的见证。
1939年11月12日，一个让所有人都无比悲痛的日子到来了。白求恩因为在手术中被细菌感染，医治无效，不幸去世。
沙飞得知这个噩耗后，悲痛得几乎无法承受。他连夜赶到白求恩的病榻前，用颤抖的双手为这位伟大的国际友人拍摄了最后的遗容照。
照片上的白求恩静静地躺在简陋的病床上，头发有些凌乱，瘦削的脸庞依然保持着生前的安详神情，身上盖着一床破旧的军被。
这张照片后来成为人们纪念白求恩的经典形象，每当人们看到它，都会被深深地感动。
在白求恩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专门立下遗嘱，将自己心爱的那部柯达莱丁娜照相机留给了沙飞。
这部相机是白求恩来中国前专门购买的，陪伴了他在中国的整个战斗历程。
对于沙飞来说，这不仅仅是一部相机，更是一份珍贵的友谊纪念，是国际主义精神的象征。
从此以后，沙飞一直随身携带着这部相机，精心保护，就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
在后来的岁月里，这部相机陪伴沙飞走过了无数个战场，记录下了无数珍贵的历史瞬间。
1939年1月，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日事迹，沙飞在晋察冀军区驻地冀西平山蛟潭庄举办了第一次新闻照片展览。
展览吸引了大量的军民前来参观，场面异常热闹，就像赶庙会一样。
聂荣臻亲自来到展览现场参观指导。他仔细观看了每一幅作品，对沙飞的摄影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
聂荣臻高兴地说："照片形象鲜明真实，战士和老乡们容易看懂。照片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教育工具，要是能放大，群众会看得更清楚，那样就更好了。"
展览结束后，聂荣臻还将这些照片洗印装裱，分别送到了延安和重庆，让更多的人看到晋察冀根据地军民抗日的英勇事迹。
这些照片受到了伟人和周恩来等人的高度赞扬，也让沙飞的名字传播得更远。
这次成功的影展让沙飞产生了一个更加宏大的想法。
他意识到，仅仅举办展览的宣传效果还是有限的，观众数量不多，影响范围不够广泛。
如果能够出版一份以摄影作品为主的画报，那就能够让更多的人看到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宣传效果会更好。
沙飞将创办画报的想法向聂荣臻作了汇报。聂荣臻听后非常高兴，他拍着沙飞的肩膀说："这个想法很好，很有创意！我支持你，需要什么条件就提出来，军区会全力支持。"
得到了聂荣臻的大力支持，沙飞信心倍增，开始着手筹备创办画报的各项工作。
1939年2月，沙飞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政治部新闻摄影科第一任科长。
这是八路军、也是我党最早的新闻摄影专业机构，沙飞成为了这个机构的第一任负责人。
从此以后，晋察冀根据地的新闻摄影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有了正式的组织机构，沙飞更加如鱼得水。他不仅自己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更重要的是开始大力培养摄影人才。
1938年至1940年间，沙飞用带徒弟、个别辅导的方法，在晋察冀培养了一大批摄影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了解放区摄影事业的骨干力量。
1941年7月，在河北平山县陈家院村，沙飞主持举办了第一期摄影训练队，培训学员20余人。
1944年11月和1945年4月，又在河北阜平县洞子沟村连续举办了两期摄训队，学员总数达到40余人。
经沙飞直接或间接培养的摄影人才总数超过1000人，这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培养人才的同时，沙飞也在积极筹备创办画报的各项工作。
但是，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办画报，面临的困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首先是印刷设备问题，根据地没有先进的印刷机械；其次是技术人员问题，懂得照相制版技术的专业人才极其稀缺；第三是材料供应问题，高质量的纸张、油墨、药水等都需要从大城市采购；第四是资金问题，办画报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
面对这些困难，沙飞没有退缩。他与罗光达、赵烈等同志一起，想方设法克服各种困难。
他们四处寻找技术人员，终于联系到了康健、何重生、杨瑞生等精通化学药品和印刷制版技术的专家，请他们来根据地协助工作。
为了解决设备问题，他们到处搜集可用的印刷机械。
罗光达在1939年采访平西时发现那里有一批印刷钞票的机器闲置着，立即向军区请求调来使用。
照相制版所需的各种器材只能从平津等大城市秘密采购，然后通过各种渠道运送到根据地。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和复杂的过程。他们在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下，利用包括敌伪关系在内的各种社会关系，将大批贵重的照相印刷器材通过平津地区的水陆交通线，穿越层层封锁，历经千难万险，最终成功运抵目的地。
为了防止敌军突袭，这些珍贵的器材还需要分散隐藏在最可靠的地洞里。
1941年4月，经过长期艰苦的准备工作，照相制版的试验终于获得成功。
《抗敌三日刊》第四版在4月14日刊登了试验成功的第一幅新闻照片，上面特别注明了"铜版插图"字样。
这是晋察冀根据地报纸上发表的第一幅新闻照片，标志着根据地新闻摄影事业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
1941年初夏，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主任朱良才专门召集沙飞、罗光达等人开会，正式决定集中全力筹备画报。
军区印刷所也划归画报筹备组领导，由沙飞全面负责。
朱良才明确指示："筹办画报的一切经费都由军区解决，在尽量节约的原则下，需要多少就给多少；人员方面，需要什么样的人就调什么样的人。"
1942年5月1日，经过几年的艰苦筹备，晋察冀画报社终于在河北平山县碾盘沟村正式成立，沙飞担任主任。
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新闻摄影画报机构，在中国新闻摄影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为了赶在建党21周年纪念日前出版创刊号，沙飞率领画报社全体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
他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在7月1日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里，完成了《晋察冀画报》创刊号的出版工作。
当第一本画报从印刷机上诞生的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这不仅仅是一本画报的诞生，更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摄影事业的正式起航。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沙飞连续几个月高强度工作，竟累得吐了血，但他依然坚持到最后一刻，绝不允许任何人顶替他的工作。
【五】战火中的坚持与"人在底片在"的誓言
《晋察冀画报》创刊号的出版获得了巨大成功，聂荣臻亲自为创刊号题写了热情洋溢的题词："五年的抗战，晋察冀的人们究竟做了些什么，一切活生生的事实都显露在这小小的画刊里：它告诉了全国同胞，他们在敌后是如何的坚决英勇保卫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也告诉了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他们在东方在如何的艰难困苦中抵抗着日本强盗！"
这本创刊号共刊登了150多幅照片，其中沙飞个人的作品就占了82幅，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以上。
画报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铜版印刷技术，使用了珍贵的木造纸、道林纸、瑞典纸等高级材料，制作水准相当精良，完全可以与当时国际上最好的画报媲美。
《晋察冀画报》的出版立即在根据地内外产生了巨大反响。
重庆的《新华日报》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它"不仅在技术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更重要的是它真实地反映了敌后军民的抗日斗争，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宣传价值"。
这本画报后来被送到了延安、重庆乃至海外，成为向世界展示中国抗日真相的重要载体。
画报的成功出版让沙飞备受鼓舞，他更加坚定了用摄影为革命服务的信念。
他经常对同事们说："我们的镜头就是武器，我们的照片就是子弹。我们要用这些武器和子弹，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日意志！"
沙飞始终强调底片保护的重要性。
从建立新闻摄影科的第一天起，他就制定了严格的底片管理制度：所有底片必须集中统一管理，采取防污、防潮、防失散的措施；每个摄影人员都有保护底片的责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珍贵的底片落入敌人手中。
他经常说："这些底片就是我们的生命，是历史的见证，是革命的财富。"
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晋察冀画报社逐渐形成了"人在底片在"的光荣传统。
无论在多么危险的情况下，摄影人员都要首先保护好底片的安全。这个传统在后来的战斗中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
1943年秋冬，日军对晋察冀根据地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
敌人集中了数万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清剿"等毒辣手段，妄图彻底摧毁这个重要的抗日根据地。
在这种极其危险的环境下，画报社的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
12月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当天，沙飞和政治指导员赵烈带领画报社的一个小分队，在河北阜平县柏崖村遭遇了日军的突然袭击。
敌人的兵力数倍于己，形势万分危急。
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赵烈向画报社的战士们发出了震撼人心的誓言："人在底片在！"
这四个字铿锵有力，表达了共产党员视死如归、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他的率领下，画报社的摄影战士们一边与敌人激烈战斗，一边拼死保护珍贵的摄影设备和底片。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在数倍于己的敌人面前，画报社的战士们毫不退缩，用血肉之躯构筑起保护革命文化财产的钢铁长城。
在突围战斗中，赵烈和其他九位同志英勇牺牲，还有两位同志身负重伤。
这是画报社成立以来遭受的最大损失，也是中国革命新闻摄影史上最悲壮的一页。
在这次惨烈的战斗中，沙飞表现出了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革命品质。
当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背起装有珍贵底片的两个沉重的牛皮箱，在战友们的掩护下拼死突围。
在突围过程中，他从陡峭的雪坡上摔下悬崖，双脚严重冻伤，几乎致残，但他始终紧紧抱着那两个装有底片的皮箱不放。
当搜救人员找到沙飞时，他已经在雪地里躺了几个小时，体温下降到了危险的程度，但他的双手依然紧紧抱着那两个皮箱。
医护人员要为他治疗冻伤时，他首先关心的不是自己的伤势，而是反复确认底片是否安全。
直到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允许医生为他治疗。
这次战斗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珍贵的摄影底片和设备大部分都保住了。
这些底片记录的不仅仅是抗日战争的真实场面，更是用烈士鲜血换来的革命文化遗产。
正如沙飞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这些底片的每一张都浸透着战友们的鲜血，都见证着中华民族不屈的斗争精神。我们有责任保护好它们，让后人能够看到这段光辉的历史。"
战斗结束后，沙飞虽然身体受到了很大创伤，但精神状态依然高昂。
他在病床上坚持工作，指导画报社的重建工作。他说："敌人可以摧毁我们的房屋，可以杀害我们的同志，但他们摧毁不了我们的革命意志，阻挡不了我们用镜头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在那些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以沙飞为代表的革命摄影工作者们，用他们的镜头记录下了中华民族抗击侵略、争取解放的光辉历程。
他们不仅是战士，更是历史的记录者，文化的传承者。
他们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珍贵的历史文献，为后人了解那段烽火岁月提供了最直观、最真实的资料。
但是，就在抗战胜利后的和平年代，这位功勋卓著的革命摄影家却遭遇了人生最大的不幸，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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