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28日下午，日内瓦万国宫新闻大厅里灯火通明。三百多位记者正等着第一次出现在国际多边会议上的中国代表团。人群中，一位身着旗袍外罩黑色西装的女子举手示意，目光沉着淡定。她的名字，很快被西方通讯社写进快讯——龚澎。多年以后，这位在麦克风前自如挥洒的“中国声音”，却在北京骤然沉寂。1970年9月20日，一张字条让周恩来神情大变。消息只有短短七个字：龚澎逝世，终年五十六岁。
从闪光灯回溯到她的起点，时间要拨回到一九一四年十月十日。横滨港海风咸涩，婴儿的啼哭与武昌首义纪念日的礼炮声交织。龚澎原名龚维航，父亲龚镇洲早年追随孙中山，母亲徐文出自黄兴家族，家学与革命气质叠加，使姐妹俩从小被告诫：天地再大，也要替国家留一席。
十九岁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龚澎外貌出众，却更迷恋图书馆的尘香。“校花”成了同学们的玩笑，她却把热情倾注于救亡。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她常深夜在未名湖畔誊写传单。到一二·九运动爆发时，她已能用流利英语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首次体验到舆论的威力。
一九三六年，她递交入党申请书，把名字改成“澎”，寓意澎湃之水。延安窑洞夜谈，她翻译埃德加·斯诺的底片；毛泽东听罢她自述，放缓声调赞了句“好名字”。半年后，她随彭德怀赴太行山，主持《新华日报》华北版。战火间隙，她与刘文华刻树为盟；可惜情深不及命薄，一九四二年丈夫因急性腹膜炎殉国，噩耗由周恩来亲口通知。失声痛哭过后，她要求立刻重返岗位，“忙起来，悲伤就透不过气”，这是她当时唯一的请求。
重庆岁月考验了她的意志，也磨砺了外交天赋。在周恩来看来，统一战线需要一把“灵活的钥匙”，龚澎恰好能把语言、气度与立场合为一体。皖南事变后，英国大使卡尔的记者会因她的陈词而风向突变。费正清写信给朋友时评论：“那是难得一见的东方女发言人，她让理性与魅力同框。”类似赞语，后来在香港、新加坡乃至开罗的媒体上反复出现。
抗战胜利前夕，乔冠华被调到外事组，两人相识于一堆电报稿。有人回忆，深夜油灯下，他俩常为一个英文句式争得面红耳赤，却在黎明前同时哈哈大笑。并肩工作，情愫暗生，一九四三年，两人于嘉陵江畔结为伴侣，此后携手二十七载。
新中国成立时，龚澎年仅三十五岁，被任命为外交部新闻司首任司长。那时新闻司连办公桌都不够，她拉来木板搭成“临时指挥台”，白天整理资料，夜里排练记者会。她推行的一条规矩沿用至今：新闻发言词必须三审，数字、专有名词不得含糊。
日内瓦会议前夕，她带领数十名年轻人编印一千七百万字背景材料。从签证到机位，她事无巨细。第一次记者会上，美国记者抛出尖锐问题，她不答非所问，只轻轻一句：“事实就在这里，先生可以核实。”掌声随即响起。有人形容，那天中国代表团真正站稳国际舞台，靠的是“总理的格局与龚澎的分寸”。
六十年代初，龚澎升任部长助理，仍亲管新闻司。阿尔及尔记者会上，某电视台提出“采访收费”，她立刻回敬：“新闻不标价，更不讨价还价。”一句话，引来现场笑声，也让对方尴尬收场。刚柔并济，是她多年行事的底色。
然而光芒背后，病痛悄然积累。高强度工作加上神经性头痛，使她常用冷毛巾敷额。进入一九七〇年春，外事任务骤增，身体却频频报警。五月，一个电话告知多年好友抵京，她兴奋过度，凌晨去洗手间时突然昏倒。送至三〇一医院时，主治医生未在，抢救耽搁。等特级会诊结论出来，是脑动脉破裂。乔冠华站在病房门口沉默无言。周恩来赶至病床，握着她尚有温度的手腕，低声吩咐加派护理人员，希望出现奇迹。
三个月后，奇迹没有发生。九月二十日黎明，仪器曲线缓缓归零。西花厅那张字条，正是医生的最终报告。周恩来放下纸条，抬头对翻译说道：“会见照常进行。”外宾并未察觉，只有熟悉的人看见，总理胸前的口袋轻微抖动——那是他悄悄压抑的呼吸。
《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右下角刊出讣闻，不到百字，却把她三十四年党龄写得铿锵。资料室里，仍保存着龚澎亲手拧过的钢笔和厚厚的新闻稿底。有人后来整理她留下的批注，最醒目的一句是：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赢得世界的尊重。简短十二字，几乎浓缩了她一生的坐标。
乔冠华此后又在联合国讲坛上侃侃而谈，可每次说到“新闻工作同外交的重要性”时，总会停顿一下。熟悉他的同事心里明白，那是对逝者的无言纪念。龚澎在世时，周恩来曾称她为“外交界的一面旗帜”。旗帜倒下，可方向已定，后来者沿着她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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