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周维炯同志的家属，在地方上还是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对待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北京的冬天已经有些萧瑟，但在徐向前元帅的家中，气氛却比窗外的寒风还要冷峻。这一天，鄂豫皖三省党史调查组的几位同志专程登门拜访，本意是来核实一些红军时期的史料细节。
大家本来聊得挺顺畅，调查组汇报了在老区走访的情况，徐帅也耐心地听着。可当工作人员翻开笔记本，读到关于周维炯家属现状的那一行字时，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
坐在沙发上的徐向前，脸色“刷”地一下沉了下来。这位在战场上指挥千军万马都面不改色的元帅，此刻的手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茶杯里的水都被震得晃了出来。
他几乎是吼了出来，声音里夹杂着难以掩饰的愤怒：“这是不对的！胡来！”
这还是那个平日里温文尔雅、话语不多的“布衣元帅”吗？在场的人都被这一嗓子震住了。
要知道，在一九五八年那个特殊的年份，“反革命家属”这顶帽子有多沉，压在谁身上都能让人喘不过气来。这意味着这个家庭在村里抬不起头，孩子上学受歧视，找工作没人要，甚至连出门走亲戚都要遭人白眼。
而顶着这顶黑锅的，竟然是鄂豫皖苏区主要创始人之一、红军著名战将周维炯的家人。
徐帅的情绪很难平复，他在屋子里走了两步，指着调查组的同志，语气非常严肃地纠正这个长达二十七年的错误。他强调说，周维炯这个人，确实有一点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这一点不假，但是他打仗非常勇敢，脑子特别聪明，绝对不是反革命。
说到这里，徐向前的思绪似乎被拉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提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也是当年定罪周维炯的所谓“铁证”——关于抓捕他和许继慎的命令。
徐帅非常清楚，那个命令是陈昌浩下达的。但在当时那种混乱且极端的肃反环境下，很多事情根本没有经过严格的核实。周维炯被捕之后，并没有像某些人预想的那样软弱求饶，也没有乱咬一同志。
那个年轻的师长，在面对自己人的枪口时，表现得异常刚烈。
徐向前特意向调查组转述了周维炯临刑前的那句话。那时候，周维炯没有在这个莫须有的罪名上做过多的纠缠，而是瞪着眼睛，对那些审讯他的人留下了一句振聋发聩的遗言。
他说，老子再过二十年还是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
这句话，在当时那个压抑的审讯室里，就像一声惊雷。
如今回过头来看，这哪里是什么反革命的供词？这分明就是一个共产党人最赤诚的表白。可惜的是，这句话被尘封了二十七年，直到今天徐帅拍案而起，才算是在正式场合为这位老战友正了名。
徐帅接着给这件事定了调子。他说，对周维炯的评价，不能因为历史上的某些错误结论就一棍子打死。他在一九二九年革命最低潮的时候，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搞起义，拉起队伍，这就是大功。
对于周维炯的家属，徐向前给出了明确的意见：不应该按反属待遇，甚至按普通烈属待遇都不行，应该受到高级干部烈属的待遇。
这一番话，掷地有声。
但这背后的故事，远比这一声怒吼要复杂得多。为什么一个屡建奇功的红军师长，会被自己人当作反革命杀害？这二十七年的冤屈，到底是怎么铸成的？
02
要说清楚周维炯这个人的分量，咱们得把日历翻回到一九二九年的大别山。
那是一个真正属于英雄的年代，也是一个年轻人的时代。
周维炯，一九〇八年出生在河南商城的一户书香门第。这小伙子打小就跟别人不一样，七岁读私塾的时候，就能写出那种忧国忧民的文章。十五岁去读农业学校，十六岁就入了党。
那个年代入党，可不是为了升官发财，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干革命。
一九二六年，组织上派他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也就是著名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这可是那个时代的“将帅摇篮”。经过正规军事教育的洗礼，周维炯的军事才能开始显露出来。
毕业回到家乡后，他没有选择安逸，而是直接一头扎进了农民运动的洪流里。二十岁，正是很多人还在懵懂的年纪，周维炯已经当上了商南团委书记。
当时的情况非常严峻。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白色恐怖笼罩着大别山。要在这种环境下拉起一支队伍，简直比登天还难。
但周维炯这人，脑子是真的活泛。
他没有像那个时代的很多莽撞人一样，拿着大刀长矛硬拼。他搞了一招“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战术。他利用当地的关系，以军事教练的身份，打入了丁家埠民团。
这招太绝了。
表面上，他在帮着民团训练士兵，实际上，他在民团里秘密发展党员，成立党支部。没过多久，这个原本属于地主武装的民团，从里到外都被“绿化”成了红色的队伍。
一九二九年五月，著名的“商南起义”爆发了。因为这天正好是立夏节，当地老百姓也叫它“立夏节起义”。
周维炯就是这次起义的核心领导者之一。
起义成功后，这支队伍改编成了红11军32师，周维炯出任师长。那一年，他才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的师长，放在哪个朝代都是凤毛麟角。
这支红32师，后来成了赫赫有名的红四方面军的重要来源。可以说，没有当年的商南起义，鄂豫皖苏区的局面能不能打开，还真不好说。
在随后的日子里，周维炯带着这支队伍，那是真的打出了威风。他作战有个特点，勇猛但不鲁莽，灵活机动。在鄂豫皖红军的队伍里，他的威望非常高，战士们都服他。
后来，红32师、红33师和徐向前领导的红31师合编为红一军。这就是红四方面军的早期雏形。周维炯历任红一军3师、2师师长，红4军11师师长。
这一连串的履历摆在这里，谁能把“反革命”三个字跟他联系起来？
但历史往往就在这种高歌猛进的时候，给人来一个猝不及防的急转弯。这个转弯太急，直接把周维炯甩出了历史的轨道，甚至还要把他钉在耻辱柱上。
03
悲剧的源头，还得从那个让人谈虎色变的“白雀园肃反”说起。
一九三一年，张国焘来到了鄂豫皖苏区。这位“中央大员”一到，整个苏区的气氛就不对了。他看谁都像是有问题，看谁都觉得不顺眼，尤其看不起这些土生土长的红军将领。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一件怪事。
当时周维炯在商南地区活动。苏区派了徐子清、徐其虚这两个人到他那里工作。这两个人咱们简称“二徐”。
结果没过多久，这“二徐”莫名其妙地就被枪毙了。
紧接着，六安县委又派了一个同志去当师党代表，结果也没能活着回来，被秘密处决了。
事情还没完，中央又派了郭述申、刘英去商南调查整顿。这两位也是命大，差点遭了毒手，最后硬是跑掉了。
这一连串的命案，矛头直指当时在商南负责军事指挥的周维炯。
当时有人就跳出来了，指着周维炯的鼻子说：你看，这人闹独立性，不服从领导，杀害党代表，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这个逻辑在当时那种非黑即白的氛围下，简直就是铁证如山。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就是周维炯最冤的地方。
多年以后，根据六安县委和当事人郭述申的回忆与调查报告，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枪杀“二徐”、谋害党代表的，根本不是周维炯，而是一个叫王泽渥的人。
这个王泽渥，背着周维炯，在下面搞小动作，秘密下黑手。
周维炯当时是师长，你要说他有没有责任？肯定有。作为军事主官，部下干出这种无法无天的事，你是失察，是管理不到位。
但失察和主谋，这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失察是错误，主谋杀害同志那就是罪行。
可惜，在张国焘主导的肃反运动中，根本没人有耐心去分辨这两者的区别。他们需要的是典型，是立威的对象。
周维炯这个“不听话”的年轻师长，正好撞在了枪口上。
再加上周维炯这人，性格耿直，平时有啥说啥，对张国焘那种家长制的作风本来就看不惯。这种性格，在平时是优点，但在那种政治风暴里，就成了催命符。
抓捕行动很快就开始了。
没有经过严格的调查，没有正规的审判程序。陈昌浩的一纸命令，这位为鄂豫皖苏区立下汗马功劳的战将，就这么成了阶下囚。
04
一九三一年十月，河南光山县白雀园。
这里的空气里似乎都弥漫着血腥味。肃反运动进入了高潮，大批红军将领被当作“改组派”、“第三党”遭到清洗。
周维炯被关押的牢房里，阴暗潮湿。
面对昔日战友的审讯，周维炯表现出了惊人的硬气。
通常情况下，人在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要么崩溃求饶，痛哭流梯；要么为了保命，胡乱攀咬，把别人拉下水。
但周维炯选择了第三种方式。
徐向前在后来的一九五八年那次谈话中，专门提到过这一点。他说，周维炯被抓后，根本没问出什么口供。
那个场景，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审讯的人拍着桌子，让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让他交代同伙。
周维炯虽然身陷囹圄，但腰杆子挺得笔直。他看着那些审讯人员，眼神里透着的不是恐惧，而是蔑视。
他说出了那句让徐向前记了一辈子的狠话：
“老子再过二十年还是要革命，我不是反革命，你们才是反革命！”
这句话里，包含着多大的愤怒和不甘啊。
他不服。他不服自己为了革命出生入死，最后却要死在自己人的枪下；他不服那些真正的坏人还在逍遥法外，而忠诚的战士却要蒙受不白之冤。
但他知道，在那个疯狂的时刻，讲理是讲不通的。
枪声最终还是响了。
周维炯牺牲的时候，年仅二十三岁。
二十三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他本该在抗日的战场上杀敌，本该在解放战争中建功，甚至本该在一九五五年的授衔仪式上，接过那枚闪耀的勋章。
但这一切，都在白雀园的那声枪响中戛然而止。
更让人心痛的是，随着周维炯的牺牲，他的家人也被打入了另册。
在那个年代，家里出了个“反革命”，那简直就是天塌了。
周维炯的妻子和孩子，从此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他们在乡邻的指指点点中生活，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战战兢兢。
每一次填写履历表，在“家庭成分”那一栏里，他们都要颤抖着写下那个让他们抬不起头的词。
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比肉体上的痛苦更难熬。
整整二十七年。
一个婴儿可以长成壮年，一个青年可以变成老人。这二十七年里，周维炯的家人咽下了多少泪水，受了多少委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他们或许无数次在深夜里问苍天：我们的亲人明明是英雄，为什么会变成反革命？这世道还有没有公理？
直到一九五八年，那个调查组敲开了徐向前的家门。
05
徐向前的那一声“胡来”，不仅仅是为周维炯一个人喊的，也是为那段被扭曲的历史喊的。
在那次谈话中，徐帅的态度非常坚决。
他并没有因为周维炯已经牺牲多年，就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相反，他把这件事看作是原则问题。
他不仅澄清了“二徐”事件的真相，还特意提到了延安时期的一件事。
原来，早在延安的时候，徐向前就一直惦记着这件事。他曾经专门找到过鄂豫皖保卫局的一位同志，详细询问周维炯被捕后的表现。
那位同志如实告诉徐向前，周维炯至死都没有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还留下了那句“二十年后还要革命”的遗言。
这说明什么？说明徐帅心里一直有一杆秤。他知道谁是真金，谁是沙砾。
一九五八年的这次干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有了徐向前的亲自证言，有了党史调查组的如实记录，笼罩在周维炯头上的阴霾终于被驱散了。
组织上很快重新审视了周维炯的生平，推翻了当年的错误结论。
那个被压了二十七年的“反革命家属”帽子，终于被摘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金灿灿的“革命烈士”光荣称号。
而且是按照徐帅的要求，给予的高级干部烈士待遇。
这对于周维炯的后人来说，不仅仅是生活待遇的改善，更是精神上的重生。
那个曾经让他们抬不起头的名字，如今终于可以大声地、自豪地念出来了。
我们可以想象，当这个消息传回大别山老家的时候，周家的后人会是怎样的心情。或许是抱头痛哭，或许是长跪不起，告慰地下的英灵。
这一天，迟到了太久，但终究还是来了。
这件事也让我们看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人格魅力。
徐向前元帅，身居高位，却始终没有忘记当年的战友。他没有因为政治上的避讳而选择沉默，而是在关键时刻，用自己的威望和党性，为战友洗刷冤屈。
这一声“胡来”，喊出了正义，喊出了良知。
同时也让我们看清了那个时代的一些荒唐。那个叫王泽渥的真正凶手，当年靠着栽赃陷害可能躲过了一时，但历史的审判席永远不会缺席。
周维炯的故事，只是那个大时代的一个缩影。在鄂豫皖那片红色的土地上，还有许继慎、曾中生等一大批优秀的将领，都倒在了那场风暴中。
他们的命运虽然令人扼腕，但他们的名字和功绩，并没有随着肉体的消亡而磨灭。
历史就是这样，它可能会被迷雾遮挡一时，但风总会吹过，真相总会显露。
周维炯在刑场上喊出那句“二十年后”的时候，可能没想到自己真的要等到二十七年后才能彻底清白。
但他那份对革命的忠诚，那份至死不渝的信念，却穿越了时空，在一九五八年的那个冬日里，得到了最响亮的回应。
这世间的事，大概就是这样。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在大别山搞肃反搞得天怒人怨的张国焘，后来叛党投敌，最后在异国他乡的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里，凄凉地冻死，身边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
而被他冤杀的周维炯，名字被刻在了烈士纪念碑上，受万世敬仰。
这一正一反，一荣一辱，老天爷这笔账，算得比谁都清楚。
那些搞阴谋诡计的，终究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那些真正为国为民洒热血的，哪怕受了一时的委屈，最后也一定会被人民记在心里，永远亮堂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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