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盛夏，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探铲，叩响皇城西山坡的土层时，一段被尘封的辽代佛教建筑史，终于重见天日。
这次发掘不仅揭开了，我国规模最大的辽代都城考古序幕，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骑马民族王朝在汉化过程中的精神世界。
皇城制高点：西山坡上的神秘建筑群
站在辽上京遗址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皇城西南隅的西山坡。
这里是全城的制高点，三组东向的建筑基址静静矗立，仿佛还在守望着这座千年古都。
2012年7月，考古队将目光投向了北组遗址，这里保存着三座地面残高依然可观的圆台形建筑基址，编号YT1、YT2和YT3。
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一个完整的佛教寺院格局逐渐清晰。
这是一个东向的长方形院落，四周环绕院墙，中轴线上巍然矗立着大型六角形建筑YT1，左右对称拱卫着两座小型六角砖塔YT2和YT3，前方还配有小型建筑基址和广场。
这种严谨的布局，既体现了佛教寺院的规制，又保留了契丹人"东向尚左"的民族传统。
特别值得玩味的是，这座寺院选址在皇城的制高点，与《辽史》中记载的"日月宫"位置相近。
站在这里，可以俯瞰整座皇城，远眺汉城，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这种将重要佛寺建于宫城附近的布局，既沿袭了唐代长安城的遗风，又融入了契丹人特有的空间观念。
建筑奇观：六角形佛殿的营造密码
YT1的发掘成果最为令人震撼。
这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六角形砖木混合建筑，其精湛的营造技艺让人叹为观止。
整个建筑坐落在巨大的六角形包砖夯土台基上，边长约20米，对角直径达40米，总高约2米。
最外层采用磨砖对缝的工艺，抹以白灰皮，显得庄重典雅。
东侧设有月台，南北两侧修建慢道供人登临，西侧则筑有斜坡慢道。
这些细节无不体现着，辽代建筑工匠的匠心独运。
登上台基，建筑的底层平面结构保存完好，三圈柱网将空间巧妙地区分为内部砖构、木构回廊和台明三部分。
内圈柱础直接嵌于夯土台面内，使用不规则平石础，上面还保留着营造时的放线墨迹，仿佛工匠刚刚离开。
石柱被打磨成棱柱体，完全包砌在砖构墙体内，这种做法在同期建筑中颇为罕见。
八角形石经幢，以及发现的戴璎珞着佛装的石雕像、仰莲石雕残块，都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的宗教功能。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回廊东面正门道北侧，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尊原址保留的泥塑立像，虽然仅存跣足与仰莲座，但残存的彩绘贴金仍闪耀着昔日的光彩。
劫后余珍：从遗物看建筑等级与功能
尽管历经千年风雨，这次发掘出土的文物，依然让我们得以窥见这座寺院曾经的辉煌。
出土的柱础石可谓精美绝伦，分为素面、莲瓣纹饰和动物纹饰三类。
尤为珍贵的是，部分柱础上发现了，打破原有雕花纹饰的榫口，这说明在修建时巧妙地利用了更早的建筑构件。
这种"旧物新用"的做法，或许反映了辽代不同时期建筑风格的变迁。
回廊内出土的泥塑佛教造像虽然残损，但其刻画写实、彩绘贴金的工艺水平，显示出这绝非普通寺院。
其中一尊残存的泥塑立像，其跣足站在仰莲座上的形态，仍可想象当初的庄严妙相。
这些造像的风格，既继承了唐代佛教艺术的遗风，又开启了金代佛教造像的先声。
在地层关系和出土钱币的佐证下，我们得知YT1在辽代始建后，至少经历过两次大规模修筑，直到金代以后才逐渐废弃。
这种延续性的使用，说明了该寺院在辽金两朝都具有重要地位。
未解之谜：双塔地宫劫难与寺院性质猜想
与YT1相比，其南北两侧的YT2和YT3，则遭遇了更大的劫难。
这两座六角形塔基的中央都被巨大盗坑破坏，地宫中的文物，以及地宫的青砖都被搬空了。
考古发现显示，YT2地宫至少经历过三次修筑，可见其使用时间之长。
在YT3地宫填土中发现的石雕彩绘舍利棺残块，虽然残缺，却是证明其佛教寺院性质的重要物证。
最让人遗憾的是，由于重要文物的遗失，我们难以准确判断，这座寺院的具体宗派归属和最初供奉的主尊。
YT1特殊的六角形制，在现存辽代佛教建筑中极为罕见，其功能是佛殿还是藏经阁，仍然需要更多证据来证实。
有些学者根据其位置和规模，推测可能与辽代皇室佛教活动有关，但这个谜底的最终揭开，还需要等待未来的考古发现。
结语：契丹王朝的佛教信仰与文化遗产
辽上京西山佛教寺院的发掘，其意义远不止于发现一组古代建筑。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立体多元的辽代社会：契丹人在保持东向传统的同时，深度接受了佛教文化；
在建筑技艺上，既学习中原的营造法式，又创新发展出独特的六角形制。
这座寺院的兴衰，某种程度上也是契丹王朝的缩影。
从辽代的鼎盛到金代的延续，最终在历史长河中渐渐湮没。
然而，正是通过这些残存的基址和文物，我们才能拼凑出那个时代的精神图景。一个骑马民族在建立庞大帝国后，如何通过佛教来建构自己的精神世界。
如今，当我们站在西山坡上，看着这些重见天日的建筑基址，仿佛还能听到千年前的梵呗钟声。
这些沉默的石头，不仅见证了契丹民族的兴衰，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实物例证。
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发现，帮助我们揭开这个草原王朝的更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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