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以‘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学术交流活动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会议由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高校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分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文汇报》理论评论部、《思想理论教育》杂志社协办。今刊发部分专家发言，以飨读者。
精准发力，推动倡议落地
尹冬梅（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关键节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我们研判国际形势、明确未来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全会深刻指出，尽管新一轮科技革命重塑全球版图，我国具备诸多有利因素，但单边主义抬头、大国博弈加剧，全球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全会提出“完善国际传播体制机制，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强调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引领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这不仅是国家战略，更是高校特别是外语类院校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兼具科学性与道义性。它们顺应历史发展规律，彰显大国责任担当，既是动荡世界的“稳定器”，更是通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指路明灯”。
面对新形势，外语类院校应从三个维度精准发力，推动倡议落地：一是坚持“学深悟透”，筑牢思想根基。全面深入领会全会精神，是开展一切学术与实践工作的前提，需准确把握中国方案的深刻内涵。
二是推动“学术落地”，深化区域国别研究。要将“四大全球倡议”的宏大叙事与不同国家、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通过深入的区域国别研究，使倡议内涵具象化、可操作化，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学理支撑。
三是聚焦“人才赋能”，构建培养矩阵。落实倡议，关键在人。高校应构建“问题-素养-培养-检验”的动态矩阵：即针对落实倡议需解决的具体问题，界定人才核心素养，通过教学改革精准培养，并科学检验素养达成度。这一矩阵应是开放动态、不断优化的，以确保教育供给与国家战略需求高效匹配。
深刻领会“四大全球倡议”
隋笑飞（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副院长）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思想，在这一旗帜下，总书记先后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
以“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深刻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这一重大理念不仅开辟了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新境界，更凝聚了国际社会广泛共识；要深刻领会“四大全球倡议”的深刻内涵和实践指向，倡议聚焦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各有侧重、相互促进，构成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要深刻把握“四大全球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全球发展倡议夯实物质基础，全球安全倡议营造稳定环境，全球文明倡议凝聚精神力量，全球治理倡议完善制度保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强劲动力和重要依托。
深化学理阐释与实践转化
王荣华（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四大全球倡议”是立足时代特征、汲取人类智慧结晶的重大创新成果。它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系统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命题，为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提供了宝贵的确定性，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探讨这一关乎人类文明走向的宏大课题，必须跳出一时一域的局限，坚持全球视野与历史眼光，将伟大建党精神这一“精神之源”转化为应对新时代风险挑战的强大武器。
推进相关研究与实践，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关键在于发挥好三重作用：
第一，做学术研究的坚定支持者。要充分利用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红色资源优势，支持开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攻关。既要深耕基础理论，更要聚焦前瞻性、战略性和储备性研究，产出高质量学术成果。
第二，做核心理念的积极推动者。要通过多样化的载体，推动理论成果向社会传播、向校园渗透、向青少年普及。对外要发出响亮的中国声音，以开放姿态借鉴人类优秀成果，在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提下，提升国际传播效能。
第三，做跨界融合的有效连接者。要构建产教融合的生态网络，将理论研究融入教育体系，服务国家战略。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精神，崇高的事业需要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支撑。面向未来，我们要以全会精神为指引，汇聚专家智慧，继承初心、担当使命，在促进中国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中，为共建美好世界贡献独特的理论力量与实践智慧。
文明概念的哲学辨析与时代重构
韩庆祥
文明问题宏大深邃，历来是多学科探讨的核心。然而，因其外延广阔且内涵流动，学界对“文明”的确切定义及流变尚未达成共识，“文明”与“文化”常被混淆，遮蔽了二者的本质差异。因此，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综合运用中西对比、纵横结合及词源学考据等方法，从哲学高度系统厘清中国、西方及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文明概念，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崭新路径。
回溯汉语传统，“文化”与“文明”同源异指。“文化”指涉人类历史实践中的一切具体创造，体现特定族群的生活与思维方式；“文明”则是对“文化”的辩证扬弃，是经过历史筛选的结晶。若说文化侧重“实然”的存在，文明则侧重“应然”的价值，代表普遍意义的进步与崇高。中国传统语境下的文明，蕴含“化文为善、化人为善、化物为善”的伦理取向，强调通过礼乐教化完善人性与社会秩序，具有鲜明的道德理性色彩。
视线转向欧洲，文明概念演变图景迥异。近代早期，德国注重强调精神修养的“文化”，与英法标榜物质礼仪的“文明”存在显著差异。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与“西方中心论”霸权确立，这种内部差异逐渐消弭。西方世界趋向单向度文明观，将自身现代化模式视为唯一标准，以此确立其在世界历史中的优越地位。
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正是在对上述传统的批判继承中形成的。青年马恩受德国古典哲学影响，带有浓厚人本主义色彩。随着历史唯物主义确立，晚年马恩实现视角转换，深刻揭示资本主义文明背后的剥削本质，彻底批判并超越了资产阶级狭隘文明观，辩证指出资本主义文明既是历史进步，又包含野蛮对抗的双重属性。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在强国复兴征程中重构文明概念。这种重构非复古亦非西化，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在传承中发展中华文明伦理特质，在批判中超越西方资本逻辑，广泛借鉴人类优秀成果。这一过程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观，构建起既具中国特色又蕴含人类共同价值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有力支撑。
用学术语言讲清中国逻辑
王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顾问）
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掌握话语权，不能仅靠宣读文件或生硬输出概念，而必须构建一套能够与世界对话的学术体系——这便是“世界中国学”的使命。其核心在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学术解读，并针对中外共同关注却未达共识的重大问题展开研究。
首先，要从文明根源上回应“西方中心论”。针对汤因比关于中华文明为何能延续至今的追问，答案深藏于我们的文字之中。作为象形文字，汉字不仅承载了丰富的意象，更决定了中国人“由此及彼”的关联性思维逻辑；这与西方字母文字抽象的、由表及里的逻辑截然不同。这种独特的语言与思维载体，加之地理屏障，使中华文明在数千年中保持了相对独立的传承，未被西方话语体系完全同化。
其次，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以“三教合一”为例，这并非简单的宗教并列，而是一种安身立命的生存智慧：道教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儒教解决人与社会的秩序，佛教解决内心的安顿。这种文化架构不仅支撑了历史上江南地区的繁荣，更为现代社会提供了区别于西方细分科学之外的融会贯通的世界观。
最后，要在历史与未来的维度上重塑自信。西方叙事往往通过淡化东方贡献来神话自身文明，如掩盖希腊文明经阿拉伯传入西欧的路径，或以工业革命贬低中国的“手工业革命”。然而，在文化创意产业成为新引擎的今天，相较于美国等年轻国家有限的文化资源，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积淀是无尽的宝藏。从《黑神话：悟空》的全球走红可见，中国文化的厚度正是未来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面向未来，我们的目标不应止步于打造西方式的“全球城市”，而应致力于建设“全球文明城市”。通过扎实的世界中国学研究，打破西方话语霸权，用学术语言讲清中国逻辑，这才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石。
红色文化的世界价值
韩喜平（吉林大学教授）
红色文化，这一由中国共产党人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中，携手亿万中国人民共同铸就的精神丰碑，不仅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文化图腾，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璀璨结晶。它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记录，更是一种活的灵魂，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与改革的历史进程中沉淀出的宝贵精神财富和独特文化形态。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时代价值，不仅限于推动中国社会的内部进步，更在广阔的时空维度上具有深远的世界意义。
回望历史深处，红色文化的底色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染红的。红色文化蕴含强烈的爱国情怀、不畏牺牲的奉献精神以及崇高的革命理想主义，深深植根于中国人民反抗封建主义枷锁与帝国主义铁蹄的壮烈斗争之中。从嘉兴南湖的一叶扁舟到井冈山的星星之火，从二万五千里的漫漫长征到抗日战争的烽火狼烟，红色文化是在争取和平、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的伟大实践进程中，一步步淬炼成钢、逐步形成并蓬勃发展的。这种精神，是面对强敌敢于亮剑的勇气，是“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
时光流转至建设与改革的年代，红色文化并未随硝烟散去，反而历久弥新，升华为推动中国乃至世界发展的磅礴动力。正是这种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精神气质，支撑着我们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书写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持续稳定的“两大奇迹”。从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到载人航天精神、脱贫攻坚精神，红色文化构成了中国创造奇迹不可或缺的精神密码，展现了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与民族凝聚力。
在价值伦理层面，红色文化具有鲜明的超越性。它旗帜鲜明地反对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和剥削，摒弃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深刻指明了人类文明发展应当遵循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重要原则与必然方向。它始终坚持人民至上，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种价值追求超越了资本逻辑的狭隘性，站在了人类道义的制高点。
尤为重要的是，红色文化所推动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版图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功开辟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它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向世界证明了每个国家都能找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路径。红色文化中蕴含的“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智慧，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一脉相承，为解决人类面临的贫困、冲突、发展不平衡等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因此，红色文化的世界价值不仅在于它见证了中国的崛起，更在于它正以独特的东方智慧与精神伟力，有力地推动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引领世界走向更加光明与公正的未来。
全球技术治理议题的紧迫性
桑玉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由技术重塑社会、重塑人类的时代。再具体些说，技术正在重塑国际格局、重塑国家的角色、重塑人类的工作和生活。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这些曾经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词汇，如今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深度渗透进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与技术本身的狂飙突进相比，全球治理的很多核心问题，都显得滞后，存在着严重的冲突和挑战。
全球技术治理议题的紧迫性源于一个根本性的时代悖论：技术的全球性、革命性影响与治理的国别性、局部性、滞后性之间存在巨大鸿沟。这一悖论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与现实背景。在今天，特别需要强调推动国际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意义。必须明确国家、政府、国际组织、科技公司、技术社群等在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与责任。有效的全球技术治理不能只是少数发达国家和科技精英的“闭门会议”，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国家之间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问题。通过技术转移、能力建设、数字公共产品援助等方式，确保发展中国家能够参与全球技术治理进程，并从中受益。
全球技术治理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一场宏大而紧迫的集体行动考验。它考验的不仅是我们的智慧，更是我们的远见、勇气与合作精神。我们无法，也不应阻止技术的进步，但我们必须学会驾驭其行进方向。
把握“十五五”时期的外部环境
陈东晓（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在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背景下，展望“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呈现出深刻的辩证特征：一方面面临大国博弈加剧、单边因素增多的风险挑战；另一方面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有利外部环境的诸多条件。理解这一环境，需将长周期历史逻辑与短阶段现实博弈相结合，从以下三个维度把握其底层逻辑。
首先，“十五五”时期处于二战后第三个历史周期的中段，竞争与治理是其主要特征。纵观二战后历史，如果以35年左右为一个周期，前两个周期分别对应“战争与革命”及“全球化与协同”时代。而自2015年至2050年的第三个周期，受数字智能绿色产业变革与大国竞争叠加影响，进入了“竞争与治理时代”。“十五五”正处该周期中段，呈现三大显著特点：大国地缘政治经济竞争成为主要矛盾；“经济安全化”取代“经济全球化”成为主要经济体政策取向；如何防止竞争升级为新冷战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时代之问”。
其次，中美博弈在战略相持中呈现“非战式竞赢”与“战略性脱钩”双重维度。“十五五”期间，中美综合实力差距有望波动收窄，博弈将围绕关键战略通道、资源、创新要素及第三方主体展开。美方一方面推进科技经贸领域的“战略性脱钩”；另一方面采取“非战式竞赢”，意在推迟“摊牌”节点，为自身复苏争取时间。未来中美关系的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方在稀土之外构建更具威慑力的经济工具箱，以及双方能否明确国家安全的边界。
最后，“全球中国”与“全球南方”正成为重塑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器物层面成为世界经济引擎，更在精神层面展现了历史主动，激励了“全球南方”群体的崛起。通过“四大全球倡议”这一公共产品，中国将“全球南方”团结起来：在战略上，提升南方国家的战略自觉，纠正国际体系的不公；在精神上，倡导多元共生的文明理念，打破西方对现代化话语的垄断。这不仅增强了非西方国家的文化自信，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中国力量。
四重学理逻辑与传播优化路径
丁洁（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推动“四大全球倡议”的国际传播是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核心课题之一。当前国际舆论场后霸权规则重构、全球南方话语觉醒、国际认知分层异质的三重变迁，凸显了研究的紧迫性。
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实践框架，“四大全球倡议”已获国际共识。其蕴含四重学理逻辑：全球发展倡议以普惠物质配置重建秩序合法性；全球安全倡议提供包容性安全方案；全球文明倡议以交流互鉴反驳文明冲突论；全球治理倡议标志着中国从规则“接受者”转向“共建者”。传播优化需聚焦四路径：叙事再编码实现政策话语向生活话语转化；符号化建构未来秩序愿景；对南方国家共建共同叙事，对西方开展沟通叙事；以标志性项目将理念转化为实践认同。传播核心是范式转型，通过叙事对象、形态、机制、价值框架的转变，从单向输出迈向叙事共同体构建。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四梁八柱，“四大全球倡议”传播的终极使命是促进世界对中国理念与人类共同价值的认同。
“治理现代化”的叙事创新
郭可（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在全球“百年未遇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创新“治理现代化”叙事，突破国际传播困境，重塑政党形象？
面对西方认知滞后、意识形态偏见及利益冲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治理现代化”为切入点，提供了打破叙事壁垒的契机。以中国硬实力来拉动国家整体软实力的提升有四大创新路径：一是以“治理”这一通用语言来替代对抗性话语，超越意识形态分歧；二是通过脱贫攻坚、生态保护等高可视度的治理绩效，来凸显我党的执政能力；三是构建法治型、效能型、回应型、创新型政党叙事矩阵，全面提升我党国际影响力；四是推动“中共学”知识体系建构，实现从官方输出到多元主体参与的转型。我们应以“治理现代化”为突破口，通过绩效实证、叙事转型与知识体系创新，把中国共产党的治理经验成功转化为全球治理的公共知识产品，最终实现从“被定义”到“定义者”的国际形象跃升。
贯穿“以人为本”的主线
王岩（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航基地执行主任）
“四大全球倡议”贯穿“以人为本”的主线，是中华文明“民为邦本”智慧的现代转化，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国际延伸。
这一理念深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千年仍具生命力。从孔孟仁政到天下为公，民本思想构成“四大全球倡议”的文化根基。全球发展倡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全球安全 倡议致力“安居乐业”，全球文明 倡议推动“相知相亲”，全球治理 倡议明确“以人为本”。作为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体现，以人为本从国内延伸至国际。全球发展倡议关注减贫、粮食安全等民生领域，全球安全倡议促进世界安危与共，全球文明倡议推动交流互鉴，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以人为本更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核心。“四大全球倡议”通过践行和平、发展、公平等价值，打破零和博弈思维，将各国人民利益紧密联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纽带。实践中，“四大全球倡议”已取得显著成效，让各国人民切实受益。
原标题：《专家齐聚畅谈：以“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栏目主编：杨逸淇
文字编辑：于颖
本文作者：尹冬梅 隋笑飞 王荣华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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