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傍晚，延河对岸传来稀稀拉拉的爆竹声，天空被篝火照得通红。人群里，一位胳膊还缠着绷带的女军医抬头看向宝塔山，脸上浮起浅浅的笑意。她叫丁兰，这一年三十三岁，已经能把延安的土腥味和药水味一并分辨出来。就在欢呼声震动山谷的当口，有个扎着小辫的女孩跳到她面前，奶声奶气喊了句：“丁阿姨。”那声音短促，却把丁兰的思绪一下拉回到五年前的那个午后——1940年6月，江青生产那天。
把时间拨回到更早。1932年秋，刘智（丁兰的本名）拖着藤箱从江油抵沪，考入同德医学院妇产科，教室里只有两名女学生。她爱读格雷解剖学，也爱跑到外滩看江水，心里憋着一句口头禅：女人也能抢救生命。1937年“八一三”炮火点燃上海上空，“生生”教会医院的地下室挤满伤兵。刘智第一次替伤员缝合动脉，她的白大褂溅满血，却感觉手指从未这么稳。也是在那一年，上海地下党把一封加密电报塞到她掌心：延安缺医生，特别是妇产科，你来不来？她没多问，点头。
1938年底，陕北的冬天像刀子。刘智和几名男医生从西安步行数日翻山越岭，鞋底磨穿了两层。抵达延安后，她改名丁兰，“像丁当作响的小锣，也像兰花一样耐冷”，这是她给新名字的解释。窑洞里油灯昏黄，棉被里夹着羊毛味，她却睡得极香。第二天就到陕西公学报道，随后又进女子大学，一边补习政治理论，一边给根据地产妇接生。
1939年4月，傅连暲动手筹建中央医院，选址在李家村口的山坡。所谓“医院”，只是四十多个窑洞、两台手摇式灭菌锅和一把产钳。院名原想叫“干部医院”，毛主席批注：“还是中央医院，为百姓服务。”11月7日开院当天，丁兰接到调令：妇产科主治。她知道麻烦事才刚开始。
半年后，麻烦来了。1940年6月，中央医院接到通知：江青预产期八月，需提前住院。产科立刻成立“接生医疗组”，组长金茂岳，丁兰是主刀。医院里议论纷纷，大家最担心的不是技术，而是江青的情绪——她对环境挑剔，对噪声敏感，还时常半夜请求换窑洞。丁兰看过病历，心里暗暗盘算：顺产概率七成，但情绪波动会拖慢产程。
江青提前一个月住院，果然没消停。她嫌窑洞潮湿，夜里风声吵人，要回杨家岭。毛主席赶到医院，站在走廊里听完医生汇报，只说一句：“进了医院，听医生的。”话音很轻，却让江青瞬间沉默。送主席离开时，丁兰被留下。“江青脾气不好。”主席微微皱眉，“她要是再提无理要求，就别理睬，救人要紧。”叮嘱简短，却像把伞，为丁兰挡掉后面不少风雨。
1940年7月31日清晨，江青突然宫缩。丁兰换好无影灯下发白的工作服，一手消毒一手记录，几乎没眨眼。江青疼得厉害，死死拽住她的左手，指甲掐进肉里，丁兰的手背不一会儿便青紫。窑洞外闷热，洞内却是冷汗连成线。五个小时后，下午三点，一声哇哭划破静默，小女孩呱呱坠地，五斤三两，评分八分。产后出血控制得当，江青总算露出笑意。丁兰拖着酸软的腿坐到门边，浑身汗水凝成盐渍。那只被抓肿的手抖得端不起水杯，但她知道这台分娩手术写进了延安的医护史。
次日查房，江青发现丁兰手上的青紫，低声道歉，连说了好几遍“谢谢”。几句轻声细语，让病房气氛柔和许多。一个月后，中秋夜，毛主席设宴答谢医疗组。窑洞里摆着羊杂碎、黄米凉粉，也多了几样放辣子的小炒。丁兰一口下去，辣得咳嗽，忽然想起家乡的马坝豆瓣，不得不说，这是久违的滋味。席间，主席举盏示意，大家心照不宣，却没谁高声寒暄，只有火堆噼啪作响。
战争仍在继续，可中央医院的接生本上，婴儿的名字一行比一行密。丁兰常说，枪声再响，也要让孩子平安落地；前线需要子弹，后方更需要生命。1945年那晚的鞭炮声停歇后，黄土高坡恢复寂静。丁兰俯身抱起李讷，小姑娘在她肩头睡着。夜风里，宝塔山顶的灯火长明，像极了中央医院手术灯，照着这位川妹子一路坚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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