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以为自己拿的是剑，到头来才发现，自己就是那把剑。
当那把剑沾了不该沾的血，第一个要被折断的就是它自己。
这事，陈启礼到死才算彻底想明白。
1984年10月，美国加州戴利城一处普通的住宅车库里，空气凉飕飕的。
一个叫刘宜良的作家刚坐进自己的车，还没来得及发动，几声闷响就打破了清晨的安宁。
开枪的人是陈启礼，台湾竹联帮的老大。
他这次来美国，不是为了收保护费，也不是为了抢地盘。
他觉得自己是在替“国家”办事，干掉一个写书骂领导人的“叛徒”。
他以为自己是秘密战线上的英雄，正干着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他不知道，从他踏上飞机的那一刻起，他的命运就已经被安排好了。
他不是下棋的人，他就是那颗过了河就回不来的卒子。
想弄明白陈启礼这个人，得把时间往前倒个三十多年。
1949年，一艘艘船载着惶恐不安的人从大陆来到台湾。
陈启礼那时候还是个小孩，跟着当法官的父亲和当书记员的母亲，挤在台北的眷村里。
那地方，住的都是他们这种背井离乡的“外省人”。
本来是书香门第的家庭，到了这儿，跟所有人一样，都成了没根的浮萍。
眷村里头，南腔北调什么话都有，最多的还是不安和火药味。
本地人看他们不顺眼，他们自己人也分帮结派。
陈启舍在学校里因为说一口四川话，没少挨揍。
那时候，道理是讲不通的，能讲通的只有拳头。
为了不挨欺负，他就得把拳头攥得比别人更紧。
后来，他进了强恕中学，认识了一帮和他差不多大的外省小子，他们凑在一起，叫“中和帮”，就是为了抱团取暖，别让人欺负。
没过多久，中和帮的老大孙德培杀了人，帮派散了。
剩下的人不甘心，跑到永和镇的一片竹林里，点香、喝血酒，发誓要搞个新名堂。
这就是“竹林联盟”，也就是后来的竹联帮。
陈启礼的父亲怕他学坏，把他转到南强中学，指望他能走正道。
结果他到了新学校，自己又拉了一帮人，叫“南强联盟”，最后还是带着这帮人回到了竹联帮。
他这辈子，好像就跟“江湖”这两个字分不开了。
他不是在找组织，他是在给自己找一个家，一个没人敢再欺负他的地方。
陈启礼真正把竹联帮带起来，靠的是他那股子狠劲和天生的组织能力。
1968年，在阳明山的一次集会上，他被推为竹联帮的“总堂主”。
他刚从部队回来，做事有了一股军人的利索劲。
就在那年，台北的香港西餐厅出了一件大事，让陈启礼的名字响遍了整个台北的黑白两道。
当时，本地的“牛埔帮”上百号人，气势汹汹地要把竹联帮的地盘给端了。
陈启礼手下就十几个人，被堵在餐厅二楼。
他没慌，让手下把拖把、竹竿全削尖了，堵在楼梯口，像古代打仗一样。
楼下的人往上冲，他们就用削尖的竹竿往下捅。
混战中，有人开了枪，有人扔了土制炸弹。
等警察赶到的时候，牛埔帮的人已经躺了一地，剩下的也跑光了。
这一仗，竹联帮以少胜多，彻底打出了名气。
从那以后，陈启礼就琢磨，光靠打打杀杀长久不了，得有规矩。
他把有文化、脑子活的张安乐（也就是后来的“白狼”）这样的人拉进来当军师。
他把竹联帮重新拾掇了一遍，设立“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个堂口，底下再分舵，跟军队的建制似的。
帮里的人也不再是街上瞎混的小流氓，很多都是退伍军人，纪律严明。
他们的“生意”也从收点小店的保护费，变成了插手建筑业、开赌场、搞娱乐公司。
竹联帮成了一个有几万人的“地下王国”，势力甚至伸到了海外。
慢慢地，一些官方的人，特别是情报部门，也开始注意到这股力量。
他们觉得，这把刀虽然黑，但在有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上，说不定能派上用场。
于是，就有了1984年的美国之行。
当时，那个叫江南的作家写了一本《蒋经国传》，书里有些话让台湾当局非常不爽。
在那个年代，批评最高领导人是要出大事的。
官方自己不好动手，情报局的头头汪希苓就想到了陈启礼这把“黑刀”。
他们告诉陈启礼，这是“为国除奸”的爱国行动。
陈启礼从小接受的就是“忠党爱国”的教育，一听这个，热血上头，觉得这是报效“国家”的好机会。
他甚至还在情报局的营地里，正儿八经地接受了几天射击训练，感觉自己就像电影里的特工。
他和手下吴敦、董桂森在美国干完活，悄悄回到台湾。
一开始，他还受到了英雄般的秘密款待。
可没过几天，风向就变了。
美国FBI查出这事是台湾方面干的，事情闹成了国际事件。
为了给美国一个交代，也为了把关系撇清，台湾当局立刻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一清专案”扫黑行动。
陈启礼，这个刚刚还被当成“功臣”的人，转眼就成了头号通缉犯，被抓进了监狱。
在牢里，陈启礼才彻底凉了心。
他明白了，自己从头到尾就是一件工具。
用完了，或者用出问题了，第一个就要被毁掉。
但他不是那种任人宰割的性格。
进去之前，他留了一手，把自己跟情报局官员对话的整个过程都录了下来，交给了张安乐。
张安乐在美国把这盘录音带一公布，全世界都知道了，这场刺杀的背后主使就是台湾的情报机构。
这一下，直接把台湾当局架在了火上烤。
美国那边压力巨大，蒋经国为了平息风波，不得不做出改变，后来宣布解除党禁、报禁。
谁也想不到，台湾的所谓民主化进程，竟然是被一个黑帮老大用这种方式给推了一把。
陈启礼因为江南案被判了无期徒刑。
坐了几年牢，1991年假释出来。
外面的世界已经变了样。
那时候，台湾岛内开始有人鼓吹“独立”。
陈启礼对此非常反感，他公开说：“我宁愿让共产党管，也不想让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这话一出，很多人骂他，但他自己心里清楚，他这辈子争的就是一个“中国人”的身份。
小时候，他因为是“外省人”被欺负，他打架、混社会，就是要争一口气。
在他看来，台湾要是独立了，就成了无根的孤儿，早晚会像他自己一样，被外人当棋子，最后被无情抛弃。
他的这番话，让他再次成了当局的眼中钉。
1996年，又一场扫黑“治平专案”开始，他被通缉，只能逃到柬埔寨。
这一去，就是十一年。
他在柬埔寨，靠着过去的名声和手段，又成了当地台商圈子里说一不二的人物，但他再也没能回到台湾。
2007年，陈启礼因癌症在香港去世。
他的遗体被运回台湾，葬礼办得极其隆重，几千个黑衣人站满了街道，很多政商名流也来吊唁。
这场葬礼，是他江湖人生最后的高光时刻。
他最终被葬在了台北，没能回到他一直念叨的四川老家。
他这一生都在寻找身份认同，想落叶归根，但最后还是成了一个客死异乡的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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