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的一个傍晚，汉口江面雾气尚未散尽，岸边传来几声短促的汽笛。就在同一时刻，驻武汉前线指挥所里，黄克诚正伏案批阅移交名册。收缴烟土、清查仓库、整顿码头，每一项都写着“刻不容缓”。他看得很仔细，因为他心里清楚，新的秩序必须尽快建立，否则百姓依旧要被旧恶所苦。谁也不会想到，这些冰冷文件里竟埋着岳父唐某的名字——一个在旧武汉呼风唤雨的大鸦片贩子。
回到三十年代，唐家曾靠洋行买办与烟土走私积累了不小的家产。唐某年轻时挥金如土，竞赛船、跑马场夜夜笙歌，说是“汉口少爷”并不过分。抗战爆发后，日伪势力觊觎麻纺和货栈，他为了保住生意，竟选择暗通日本军警，将烟土继续运往内地。不义之财滚滚而来，汉口街头却满是吸食者的空洞眼神。百姓记得他的外号——“唐三两”，意指三两银子就能买到最烈的土烟。
1945年抗战胜利，唐某心惊局势生变，先躲重庆又转上海，一路贿买护照。可躲得过巡捕房，却躲不过历史账。解放后，公安部门按照《惩治汉奸战犯条例》和《严厉惩办贩卖鸦片罪犯暂行办法》展开大规模肃毒。1951年冬，他在广西柳州落网，随身搜出的账簿详列了十三年烟土交易数额，桩桩件件证据确凿。案件呈报中南局，定性“反动分子、汉奸兼巨毒枭”，拟处极刑。
消息传到北京时，黄克诚已任总后勤部副部长。面对案卷，他沉默良久。会场上，审讯笔录写得十分直白：唐某一次贩运就能让上千人染毒，多少家庭家破人亡。黄克诚用手指在纸上轻轻点了一下，然后合上文件，没有一句辩解。
有意思的是，组织内部反而多了一分顾虑：黄克诚素来刚直，如今牵涉岳父，是否会影响决策？中央军委办公厅征求意见时，他只说了八个字：“罪行深重，依法惩处。”语气平常得像在下达一份后勤补给指示。会议室顿时安静，旁人这才明白，他把家事和国事分得极清。
1952年3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枪决。刑前两天，黄克诚找到负责押解的高文华。两位老战友对坐无言，煤油灯光摇晃。片刻后，他开口：“棣华毕竟是女儿，能否让她见上一面？”高文华点头：“人之常情，去吧。”对话仅此一句，却让在场哨兵记了一辈子——原则有余地，同情也有尺度。
唐棣华赶到武汉看守所时，父亲已是须发斑白。隔着铁栅，她的第一句话是：“爹，我来看你了。”唐某神情木然，良久才低声回：“对不起。”审讯记录里，他曾称女儿“早已跟共军跑了”，并不想牵连。然而此刻，那些尘封已久的父爱才露出残影。探视不过十分钟，钟声一响，士兵上前开门，父女对望，皆无言。翌晨，刑场响起三声枪响，宣告一个旧时代的畸形枭雄彻底落幕。
处理完丧事的唐棣华回到北京，一头扎进文学研究所的工作。办刊、审稿、编年谱，她总说自己是“补罪”，要把剩余的情感都投到更有意义的事业里。身边同事直到看见她在《文学评论》发表那篇李清照论文时，才惊讶地知道这位干练女干部竟是黄克诚夫人。有人私下议论：“她何苦这么拼？以黄司令的地位，想要安逸还不容易？”话音未落，就被老编辑摆手制止——“别提家事，她从不靠谁。”
对比妻子的繁忙，黄克诚的日常近乎简朴到刻板：自带搪瓷缸喝白开水，出门步行或挤公交。有亲友打趣：“总参谋长也不坐车？”他反问：“那么多战士连鞋底都磨透，我有什么资格享福？”
1966年后，他被隔离审查。关押期间，卫士回忆，老将军最常做的事是坐在小凳子上看《资本论》原典，用铅笔圈画批注。发给他的白面馒头，他只吃一半，另一半留给隔壁年纪更大的老干部。有人问：“为什么不叫家人送点好吃的？”他摇头：“国家困难，怎能添麻烦。”
风雨过去，1979年他重返工作岗位，已是七十高龄。一次内部讲话，他说：“制度若容私情，就会被消耗殆尽。”听者心中翻涌，不敢多言。那年冬天，他把手稿里关于后勤改革的部分再三增补，嘱咐秘书“多印几份，别署名”，转身便去看望住院老兵。
1986年12月，黄克诚病重。医生建议进口新药延寿，他拒绝：“把钱留给需要的人。”病房窗外落雪，他用近乎沙哑的声音叮嘱孩子：“不要指望我留下什么，靠自己。”第三天清晨，他在呼吸渐弱中闭上眼睛，桌上那只旧搪瓷缸里，白开水还冒着微温蒸汽。
唐棣华晚年回忆当年的探监，语气平静，却仍带一点遗憾：“父亲说的最后一句‘对不起’，我至今没想好怎么回答。”黄家四个子女分散在科研、工程、新闻、翻译岗位上，从不以“将门之后”自居。偶尔被同事问起父辈往事，他们只给出一句：“有章可循，有情可寄，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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