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八年的朝鲜生意，我以为自己已经活明白了。
我娶了最温柔的餐厅服务员金雪姬。
她为我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给了我一个看似完美的家。
直到她说，要带我第一次回平壤的“娘家”。
当迎接我们的奔驰车队无视所有城市路标，径直开进阅兵村时。
我抓着她的手，声音都在发抖：
“雪姬，你家……你家在阅兵村里？你不是说你父亲是教员吗？！”
她只是脸色惨白地摇头，泪水在眼眶里打转，用蚊子般的声音哀求道：
“别问了……求你……”
听到这，我脑中“嗡”的一声。
那一刻，我才猛然惊觉，与我同床共枕八年的女人，我究竟对她了解多少！
我叫李诚，来新义州八年，做的还是那种不上不下的边贸生意。
把南边过来的廉价衣服、小家电，换成这边的药材和废铜烂铁。
生意不好不坏，饿不死，也发不了财。
发财在这种地方是句危险的梦话，我早就戒了。
我学会了点头，学会了微笑，学会了在正确的时机递上一根“中华”烟，烟雾散去后，事情总能变得顺畅一点。
我以为我懂新义州。我知道哪个市场的管理员儿子要结婚，知道海关的那个小头目喜欢喝中国的二锅头。
我像一只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小心翼翼地衔来泥土，糊成一个自以为安全的家。
这个家的中心，是金雪姬。
第一次见她，是在“鸭绿江饭店”。那是个专供我们这种外国生意人吃饭的地方，饭菜永远是那几样，服务员的笑容也和菜色一样，是统一配送的。
但雪姬不一样。她端盘子的时候，眼睛是垂着的，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安静地盖住了眼睛里的一切。
她不笑，也不说话，只是把碗筷轻轻放下，动作里有一种和周围格格不入的沉静。别的服务员身上有种用力过猛的僵硬，而她，像一块被江水冲刷了很久的温润的石头。
我开始每天都去那家饭店，专挑她负责的区域坐。
我不多话，只是每次都把她端上来的、其实并不怎么好吃的饭菜吃得干干净净。
有时候，我会多点一个菜，然后对她说：
“这个，你和后厨的姐妹们分着吃吧。”
她会抬起眼看我一眼，然后轻轻摇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谢谢，先生，我们有纪律。”
追求一个朝鲜女人，尤其是一个在涉外餐厅工作的女人，无异于在雷区里散步。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私人接触的可能。
我能做的，只是每天准时出现，像一个沉默的钟摆。
直到有一天，我把一张写着我住处地址的小纸条，压在了一个空盘子下面。
我做好了她会把纸条直接上交，然后我被安全部门请去“喝茶”的准备。
那晚，我整夜没睡，新义州的夜风刮得窗户纸呜呜作响，像谁在哭。
第二天，我再去饭店，她依然在那里，只是脸色比平时更白了一些。
在我们错身的时候，我感觉手指被什么东西轻轻碰了一下。
我回到座位，摊开手心，里面躺着一张更小的纸条，揉得皱巴巴的，上面只有一个字：
“好。”
那个字写得清秀，但笔画的尽头，微微颤抖。
我们的交往，像是在一部严格的黑白电影里，偷着进行的一点彩色渲染。
见面的地点，只能是我那个简陋的、被允许租住的小院子。
每次她来，都像一个训练有素的间谍，用头巾把脸包得严严实实，走在光线最暗的巷子里。
进了门，她才取下头巾，露出那张干净得让人心疼的脸。
她话很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帮我收拾屋子。
我的袜子被她洗得像新的一样，我的衬衫被她熨得没有一丝褶皱，我那冰冷的屋子，因为她，开始有了一点人的气息。
我们之间最亲密的交流，常常是在饭桌上。她会用我好不容易弄来的食材，做出几样地道的朝鲜菜。
辣白菜豆腐汤，土豆饼，她做菜的时候很专注，仿佛那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你尝尝。”她把一勺汤吹凉了，递到我嘴边，眼神里带着一点期待和不安。
我喝下去，然后用力点头：
“好吃，比饭店的好吃一百倍。”
她就笑了。她笑起来很好看，嘴角有两个浅浅的窝，眼睛弯成月牙，那一瞬间，整个屋子的昏暗似乎都被点亮了。
我问过她家里的事。她说父母都在平壤，是普通的中学教员。
他们思想很传统，不同意她和一个中国人交往。
说到这里，她的眼神就会黯淡下去，像被风吹灭的烛火。
“他们……可能不会再认我这个女儿了。”她声音很轻，带着一种认命般的悲伤。
我听了，心里又怜又爱。我觉得她是为了我，才背叛了自己的家庭和过去。
我把她搂在怀里，对她说：
“雪姬，以后我就是你的家人。我会对你好，一辈子对你好。”
她在我怀里，身体微微发抖，没有说话，只是把脸埋得更深了。
我们的关系，当然不可能一直这样“地下”下去。
终于，我的生意出了大乱子。
一个合作很久的伙伴因为走私违禁品被抓了，我也被牵连进去。
我被关在一个小黑屋里，每天都有人来审问我。
他们一遍遍地问我同样的问题，眼神像探照灯一样在我脸上扫来扫去。
我几乎绝望了，觉得自己这次肯定要被驱逐出境，甚至可能再也回不去了。
就在我快要崩溃的时候，事情却出现了离奇的转机。
有一天，审问室的门开了，走进来一个陌生的、穿着体面干部服的中年男人。
他没看我，只是对审问我的人低声说了几句。
然后，我就被带了出来，送回了我的小院。
临走前，那个男人看了我一眼，眼神很平静，他说：
“李先生，以后做生意，要更谨慎一些。”
我还没从这巨大的变故中回过神来。
几天后，我和雪姬的结婚申请，竟然奇迹般地通过了。
在这个国家，一个普通女人想嫁给外国人，审批流程繁琐到近乎不可能。
可我们的申请，就像坐上了火箭，一路绿灯。
我当时被巨大的幸福冲昏了头脑，只觉得是自己运气爆棚，这一切归结为“善有善报”。
我抱着雪姬，感觉自己拥有了全世界。
我没注意到，她在听到消息时，除了喜悦，脸上还闪过一丝无法形容的复杂情绪，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激起的涟漪，却让她自己也感到害怕。
婚后的日子，像新义州夏天的雨，平淡，琐碎，但带着一种洗刷一切的安宁。
雪姬辞去了饭店的工作，成了我的全职太太。我的小院，彻底变成了家。
每天我从外面回来，推开门，总能闻到饭菜的香气。雪姬会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包，帮我拍掉身上的灰尘，然后递给我一杯温水。
她的动作永远那么轻柔，那么恰到好处。
我们的话依然不多。朝鲜的电视永远在歌颂和展示力量，我们很少看。
大多数夜晚，我们就坐在灯下，我处理一些账目，她在一旁缝补衣服或者织毛衣。
昏黄的灯光照着她低垂的侧脸，岁月静好这个词，我从未体会得如此真切。
有时候我会放下笔，就那么看着她，心里会涌起一阵不真实感。
我何德何能，能在这片土地上，拥有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个家？
两年后，雪姬为我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
孩子出生的那天，我抱着那两个皱巴巴的小东西，第一次哭了。
我是一个在中国没什么根基的人，父母早亡，亲戚疏远。
这两个孩子的到来，让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之树，终于深深地扎进了土地里。
我给他们取名，一个叫李念乡，一个叫李安邦。
念着故乡，安于邦国，这是我一个普通商人最朴素的愿望。
孩子们的到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完整，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我当时无法解释的“优待”。
比如，在物资最紧缺的冬天，我们家的供应本上总能领到额外的牛奶和鸡蛋。邻居们都羡慕地说，这是对“外国投资者”的照顾。
有一次，小儿子半夜发高烧，我急得团团转，新义州的医疗条件很差。
就在我手足无措时，朴秘书，就是当年在安全局见过一面的那个男人，竟然带着一个医生出现在我们家门口。
“听说孩子病了，特意来看看。”
朴秘书说话永远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恭敬，让人看不透他的真实想法。
我千恩万谢，心里只觉得他真是个大好人。
雪姬在一旁抱着孩子，对朴秘书说：
“给您添麻烦了，请代问好。”
她的语气很自然，就像在同一个单位的同事之间说话。
朴秘书后来又来过几次，总是在一些重要的节日，提着一些在我们看来相当奢侈的慰问品。
他从不多坐，和雪姬简单说几句话，逗一逗孩子，然后就离开。
他对雪姬的态度，恭敬得有些过分，完全不像一个领导对曾经的下属。
我问雪姬：“这个朴秘书，到底是你什么领导？这么关照我们。”
雪姬正在给孩子喂米糊，头也没抬地说：
“他是我以前在平壤工作时，单位的一个处长。人很好，念旧情。”
这个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
我沉浸在为人父的巨大喜悦和安稳的生活里，没有精力，也不愿意去深究这些细节。
我宁愿相信，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善良和雪姬的贤惠，我们是值得被优待的好人。
我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里的鸵鸟，满足于自己构筑的那个温暖而安全的幻象。
我不知道，命运的潮水，已经开始悄悄上涨，很快就要漫过我自以为坚固的堤坝。
双胞胎儿子三岁的时候，已经能跟在我屁股后面跑了。
他们学会了说两种语言，跟着我说磕磕巴巴的中文，跟着雪姬说流利的朝鲜语。
每天傍晚，我带着他们在院子里玩，雪姬就在厨房的窗户后面看着我们，脸上带着那种我熟悉的、温柔又略带忧伤的微笑。
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圆满了。
如果能一直这样下去，就算一辈子待在新义州，我也愿意。
改变发生在初秋的一个晚上。
那天晚饭后，雪姬没有像往常一样收拾碗筷，而是给我倒了一杯茶，坐在我对面。
她的表情很严肃，是我从未见过的。
“李诚，”她叫我的全名，这很少见，“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
“什么事？你说。”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她沉默了很久，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的边缘。“我的父亲……他原谅我了。”
她的声音很低，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他……他想见见孩子，也想见见你。他希望我们全家去一趟平壤。”
我愣住了。巨大的喜悦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瞬间淹没了刚才那点不安。
八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雪姬主动提起她的父亲，而且是“原谅”这样的话。这意味着我们这个家庭终于要被她的家人接受了。
我一直觉得雪姬心里藏着对父母的愧疚，这像一根刺，扎在我们看似完美的婚姻里。现在，这根刺终于要被拔掉了。
“真的吗？太好了！雪姬，这真是太好了！”我激动地抓住她的手，她的手却一片冰凉。“你的父亲……他肯见我了？”
“嗯。”她点点头，眼神却飘向了窗外漆黑的夜空。“他想看看外孙。他说……孩子们是金家的血脉。”
“对对对，是该去看看外公了。”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她话语里的异样，兴奋地开始计划。
“我们什么时候去？坐火车吗？平壤我还没去过呢。你父母家住在哪儿？我们要准备些什么礼物？你父亲是教员，喜欢看书吗？我这里有些从中国带来的书……”
我的话像一串串的鞭炮，而雪姬只是安静地听着，没有插话。她的脸上没有我预想中的喜悦，反而是一种更深的、化不开的忧愁。
我停下来，看着她：“怎么了？不高兴吗？这是好事啊。”
她勉强地笑了笑：“我高兴。只是……离开家太久了，有点近乡情怯。”
我以为我懂了。一个离家多年的女儿，要带着丈夫和孩子回去面对曾经反对这门亲事的父母，紧张是难免的。
我拍了拍她的手背，安慰道：“别怕，有我呢。我会好好表现的。岳父岳母看到这么可爱的两个外孙，什么气都消了。”
那几天，我沉浸在巨大的期待中。我把家里最好的东西都翻了出来，准备当做礼物。
我甚至对着镜子练习了很久的朝鲜语问候，想给岳父岳母留个好印象。
我幻想着，我们会去拜访一个住在普通公寓里的知识分子家庭，两位老人一开始可能会有些严肃，但当他们看到活泼可爱的双胞胎外孙时，所有的隔阂都会烟消云散。
我们会吃一顿真正的、充满温情的团圆饭。
出发的日子定在一周后。
雪姬似乎比我还忙，她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把孩子们的衣服反复清洗、熨烫。
她的忙碌有一种机械般的精准，仿佛是在执行一个复杂的任务。
我几次看到她站在窗前发呆，眼神空洞，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问她，她也只是摇摇头，说没事。我把这归结为她即将见到家人的激动和紧张，甚至还有些心疼她。
我这个傻瓜，当时还以为，我们是去奔赴一场迟到了八年的亲情盛宴。
出发那天，天色是灰蒙蒙的。新义州的早晨，空气里总有一股煤烟和潮湿尘土混合的味道。
我按照之前的计划，把准备好的礼物打包，以为我们会像普通人一样，去火车站挤那趟开往平壤的慢车。
然而，早上八点整，我们那条破旧的巷子口，传来了一阵低沉的引擎声。
我从窗户望出去，心跳猛地漏了一拍。
三辆黑色的、擦得锃亮的奔驰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巷口。
这种车，在新义州，比看到金日成主席显灵还稀奇。
邻居们都从门缝里探出头来，眼神里充满了敬畏和好奇。
车门打开，从第一辆车上走下来的，是朴秘书。
他今天穿了一身更笔挺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他快步走到我们院门前，轻轻敲了敲门。
我打开门，感觉自己的喉咙有点发干。“朴……朴秘书，您怎么来了？”
他对我微微鞠躬，脸上是那种熟悉的、毫无温度的笑容：
“李先生，早上好。这几天听说了你们的行程，我特意来接你们去平壤。”
“这……这太客气了，我们自己去火车站就行……”我结结巴巴地说。
“火车太慢，也太辛苦。你家还两个小公子呢！”朴秘书说着，侧身让开，几个穿着同样制服的年轻人走上前来，一言不发地接过我手里的行李。
他们的动作非常专业，没有发出一丝多余的声响。
我回头看雪姬，她已经给孩子们穿戴整齐，自己也换上了一套素雅的套裙。她看起来很平静，仿佛对这一切早有预料。
她只是对我轻轻说了一句：“走吧。”
我们就这样，在邻居们震惊的目光中，坐上了中间那辆奔驰车。车内异常安静，座椅是真皮的，散发着一股高级皮革和香水的混合味道。
车窗是深色的，从里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外面，但外面的人绝对看不清里面。我的两个儿子第一次坐这么好的车，好奇地摸来摸去，小脸上满是兴奋。
我坐在雪姬身边，心里充满了巨大的疑惑和一种说不出的不安。
我低声问她：“雪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的……你的家人，不是普通教员吗？”
她没有看我，只是把目光投向窗外飞速倒退的、熟悉的破旧街景。她的声音很轻，几乎被引擎声淹没：
“我父亲……他现在不在学校了。他在别的单位。”
“什么单位，能有这种……这种排场？”我追问道。
她沉默了。车内的气氛变得有些凝固。
朴秘书坐在副驾驶座上，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我感觉他的耳朵，甚至他的后脑勺，都在听着我们的对话。
我识趣地闭上了嘴，但心里的疑问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一个普通教员的家庭，绝不可能有这样的能量。调动三辆奔驰，还有朴秘书这样的人物亲自来接，这背后代表的权力，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车队平稳地驶出新义州，上了通往平壤的高速公路。这条路我只在朝鲜的画报上见过，宽阔，平坦，但路上几乎没有别的车。
我们的车队就像一支黑色的利箭，刺破了这片宁静。我看着窗外千篇一律的农田和偶尔出现的标语牌，心里越来越沉。
我感觉自己不是去赴一场家庭宴会，而是正被押送往一个未知的、无法掌控的命运中心。
我握住雪姬的手，想从她那里得到一点安慰。她的手心，全是冰冷的汗。
平壤，这座传说中的城市，我终于来了。但我们的车队并没有驶向市中心那些高耸的纪念碑和整齐的住宅楼。
在平壤的入口处，车队拐上了一条岔路，一条地图上绝对不会有的路。
路边的岗哨开始变得密集，检查我们证件的士兵，军衔也越来越高。他们的眼神锐利如刀，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我看着窗外，心里的不安已经膨胀到了极点。道路两旁不再是农田，而是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军营建筑。
远处，我甚至能看到正在进行队列训练的士兵方阵，他们的动作像被设定了程序的机器人。
一些巨大的、被绿色帆布覆盖的物体停放在空地上，从轮廓看，像是坦克，或者是……导弹发射车。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肃杀和纪律的气息，压得我喘不过气。
我的两个儿子似乎也感受到了这种氛围，不再吵闹，安静地偎在雪姬的怀里。
我转头看雪姬，她的脸色苍白如纸，嘴唇紧紧地抿着，一言不发。她就像一个即将走上刑场的囚犯。
“雪姬，我们到底要去哪儿？”我压低声音，近乎哀求地问，“你告诉我，你的父亲，到底是谁？”
她终于把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看着我。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痛苦、歉意和一种我无法理解的决绝。
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摇了摇头，然后把头转向了另一边。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八年的夫妻，我以为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秘密。
但此刻，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闯入了别人梦境的陌生人，对周围的一切都一无所知。
那个我爱了八年的、温柔恬静的女人，她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一个怎样惊天的秘密？
车队的速度慢了下来，最终，在一栋巨大的、风格庄严的建筑前停下。
这栋建筑与其说是家，不如说是一座堡垒。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几乎无法思考。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命运随意摆布的木偶，被人用看不见的线牵引着，走到了这个无法想象的舞台中央。
车门打开，朴秘书躬身站在一旁，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我机械地走下车，双腿有些发软。
几乎在同时，建筑那沉重的大门也缓缓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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