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著)、维基百科、百度百科及相关历史档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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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2月初,农历正月初五,北京半步桥看守所。
寒风透过铁窗的缝隙钻进来,冰冷刺骨。十三号囚室里,十几个女犯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身上穿着单薄的衣衫。靠墙的那个角落,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她就是董竹君。
这一天,是她的七十岁生日。
七十岁,古稀之年。按照传统,这应该是儿孙满堂、享受天伦之乐的日子。可她却坐在这阴暗潮湿的囚室里,与一群素不相识的难友挤在一起,连转身都困难。
中午时分,难得有一顿稍微好些的年饭送来,菜里竟然有五六块肉丁。当号子里的难友们得知今天是董竹君的七十岁生日时,她们不约而同地举起了手中那碗荤菜。
没有蛋糕,没有蜡烛,没有生日歌,只有这些同样身陷囹圄的女人们,用最朴素的方式为她祝贺。
董竹君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低下头,任凭泪水滑落,滴在那碗已经冰冷的饭菜上。
三年的狱中生活,已经让她学会了坚强,学会了隐忍,可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思念都涌了上来。
饭后,她盘坐在离地仅八寸高的木板床上。几年的囚禁,已经让她锻炼出头脑"真空"化的能力,培养出了平静的心情。
可今天不一样,今天是她的七十岁生日。所有的往事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眼泪怎么也止不住。
她想起了远在海外的女儿们,想起了国内的孩子们,想起了才七岁的外孙女小琪。
她们现在怎么样了,她们是否安好,她们是否还记得今天是外婆的生日。更让她揪心的是,她不知道这场劫难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走出这扇铁门。
号子里的难友看到她难过的样子,轻声安慰她。这句话让董竹君猛然警醒。对,这是大时代下的悲剧,无数人都在经历着同样的苦难。她不能倒下,她要活下去,她要见到自己的孩子们。
就在这个七十岁生日的下午,董竹君暗暗下定决心。她开始在心里反复默念一句话,一句她曾经听过的、在最黑暗的时刻给她力量的话。
这句话,将成为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支撑下去的精神支柱。而她不知道的是,仅仅一年多之后,转机就会悄然降临。
【一】从青楼到督军夫人的曲折命运
董竹君的人生,从一开始就充满了坎坷。
1900年2月4日,农历正月初五,她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贫民窟里。父亲董同庆以拉黄包车为生,每天天不亮就出门,拉着沉重的车子在上海滩的大街小巷穿梭,挣那几个铜板养家糊口。
母亲则四处帮人做帮佣,洗衣、做饭、带孩子,什么活都干。
虽然家境贫寒,但父母还是咬着牙把董竹君送进了私塾。他们知道,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小竹君很争气,聪明伶俐,记性又好,先生教的东西一学就会。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12年,父亲患了严重的伤寒病,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一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了绝境。母亲一个人的收入根本养不活一家人,眼看着就要揭不开锅了。
万般无奈之下,父母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那一天,母亲抱着12岁的董竹君,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
父亲背过身去,不敢看女儿的眼睛。他们把董竹君押给了上海四马路的长三堂子,一家上海滩有名的高级妓院,做三年的"清倌人"——卖艺不卖身的卖唱女。
进入青楼的那一天,董竹君穿上了华丽的衣裳,画上了浓妆,可她的心却是冰凉的。她知道这是个什么地方,也知道自己今后要面对什么样的生活。可是她不怪父母,她知道他们也是没有办法。
在青楼的日子里,董竹君见识了形形色色的人。有达官贵人,有商贾巨富,也有文人墨客。她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应对进退,也看到了这个社会最阴暗的一面。
那些表面上道貌岸然的绅士,背地里却做着龌龊的勾当。那些自称风流才子的文人,实际上不过是些寻花问柳的浪荡子。
董竹君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逃出这个火坑。她不想像其他姐妹那样,在这里消磨一生,最后落得个凄惨的下场。
1914年,转机出现了。当时正被袁世凯追捕的革命党人夏之时,常常以青楼作为掩护,在这里活动。他看到了年轻漂亮、聪明伶俐的董竹君,很快就被她吸引了。
夏之时是个有学问的人,也是个有理想的革命者。
他跟董竹君谈起国家的前途,谈起革命的理想,谈起新时代女性应有的觉悟。这些话深深打动了董竹君的心。她从夏之时身上,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看到了自由的光芒。
夏之时想为董竹君赎身,可董竹君却拒绝了。她说,自己不是一件东西,不能被买来买去。如果以后做了夫妻,吵架的时候他会说她是买来的,那样的屈辱她受不了。
这番话让夏之时刮目相看。他没想到,一个青楼女子竟然有这样的骨气和见识。他对董竹君更加欣赏了,也更加想娶她为妻。
两人约定,董竹君自己逃出来,然后两人一起离开上海。
1914年的一个深夜,喝得酩酊大醉,倒在床上呼呼大睡。董竹君悄悄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衣物,趁着夜色溜出了青楼。
老鸨
夏之时早就在外面等着她,两人连夜赶到了日本租界的松田洋行,在那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不久,因为袁世凯正悬赏3万银元捉拿夏之时,两人只得逃往日本。临行前,夏之时给了董竹君一把枪,说是防贼用的。
他还说,如果她做了对不起他的事,就用这把枪自杀。另外,他还急召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四弟到日本,名义上是陪读,实际上是监视董竹君。
这些举动,让董竹君第一次感到了不安。她隐约觉得,夏之时并不是完全信任她,也并不把她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看待。但她还是跟着他去了日本,因为她想学习,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到达日本后,董竹君有了一个新名字。她考入了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开始了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学习时光。
在那里,她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知识,学习西方文化和社会思想。她读了很多书,接触了很多新思想,整个人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变化。
1917年秋天,董竹君从东京御茶之水女子高师毕业了。她本来想继续深造,补习法文,然后去巴黎留学。可是夏之时坚决不同意,他要她立刻回四川合江,回到他的老家去。
董竹君没有办法,只好跟着他回到了四川。那时候,夏之时已经在四川有了一定的地位,后来还担任了四川的都督。董竹君也就成了督军夫人,住进了将军街的大宅子里。
按说,这样的日子应该很好过。可是董竹君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窒息。
四川是个封建意识很浓厚的地方。在夏家,她处处受到束缚。她连生了几个女儿,就开始被人看不起,被人议论。夏之时的家人觉得,一个女人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还有什么用。
有一次,长女出了麻疹,病得很重。董竹君腾出一间房子,进行了彻底的消毒,然后把女儿搬进去,日夜守护在床边。她给女儿喂药,给女儿擦身,一刻也不敢离开。就这样守了40多天,女儿的病才好转。
可是夏之时却很不高兴。他觉得,为了一个女孩的病,董竹君把家里的其他事情都不管了,这是不务正业。他当着很多人的面说,女孩子根本不值得这样费心,反正将来是要嫁出去的。
这些话深深刺痛了董竹君的心。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选择嫁给夏之时,到底对不对。
1919年,夏之时在四川的派系斗争中失势,被解除了公职。失去权势的他,开始吸食鸦片,脾气也越来越坏。董竹君患了肺病,在外面避居养病,三个月的时间里,他一次都没有来看过她。
董竹君的心彻底凉了。她知道,这段婚姻已经走到了尽头。可是她有四个女儿要养,她不能就这样离开。她必须想办法,让自己能够独立生活,能够养活孩子们。
她开始做生意。先是在成都东胜街开办了"富祥女子织袜厂",招收女工,帮助女人走向社会。这是成都的第一家女子织袜厂,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1926年,她又在桂花巷创办了"飞鹰黄包车公司",从上海接来父母帮助经营。她每天天刚亮就起床,到公司去给黄包车夫们讲话,教他们注意卫生,礼貌待客。
她学习国外的管理经验,车租定得很低,车子的修理费、车夫的制服费都由公司出,车夫生病受伤也由公司负担医药费。这样人性化的管理,让车夫们都愿意来拉"飞鹰"的车,公司的生意很兴隆。
可是好景不长。1929年春天,四川的局势越来越混乱,各路军阀招兵买马,扩充势力,还私设造币厂,造成币值大幅贬值,百业萧条。董竹君的两家工厂都支撑不下去了,只好关门。
同年,董竹君与夏之时正式分居。这一分居,就是五年。1934年,两人正式离婚。
【二】独闯上海滩的艰辛创业路
离婚的时候,董竹君只提了两个要求。第一,夏之时不要断绝孩子们的抚养费。第二,如果她有个三长两短,请他念在夫妻一场的情分上,把四个女儿培养到大学毕业。
夏之时答应了。可是后来,他一分钱的抚养费都没有给过,还强迫董竹君把孩子交给他。董竹君坚决不同意。她说,孩子是她生的,她养的,凭什么要交给他。
1929年,董竹君带着四个年幼的女儿,离开了成都,来到了上海。这一走,就是永别。她再也没有回过四川,再也没有见过夏之时。
到了上海,董竹君才发现,生活比她想象的还要艰难。她没有钱,没有工作,只有四个嗷嗷待哺的女儿。为了养活孩子们,她变卖了从四川带来的所有值钱的东西,包括首饰、衣服、家具。
当这些东西都卖光了,她就去当铺。上海的当铺,成了她去得最多的地方。她把能当的东西都当了,换来的钱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可是光靠当东西不是长久之计。董竹君知道,她必须做点生意,必须有固定的收入来源。
1930年春天,她办起了小规模的群益纱管厂。为了筹集资金,她四处奔走,托人引荐,最后好不容易招回了一万元股资。有了这笔钱,她买了几台机器,租了厂房,招了工人,工厂总算开起来了。
开始的时候,生意还不错。可是董竹君万万没想到,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闸北,炮火连天。
群益纱管厂就在闸北,被日军的炮弹击中,整个厂房都被炸毁了。董竹君辛辛苦苦建起来的工厂,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更糟糕的是,因为她私藏了一些抗日宣传品,被法租界的巡捕房发现,把她抓了起来。她被关在监狱里,整整四个月。
那四个月,是董竹君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之一。她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出去,也不知道外面的女儿们怎么样了。她担心女儿们没人照顾,担心她们吃不饱穿不暖。
好在大女儿已经长大了,很懂事。她一边照顾三个妹妹,一边到处奔波,给董竹君送饭探监。为了挣钱,她到好几户人家去教钢琴,用挣来的钱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四个月后,董竹君被保释出狱。出狱后不久,她的父母先后去世。接连的打击,让她几乎崩溃。她坐在父母的灵前,看着四个女儿,不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就在她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人出现了。
这个人叫李嵩高,是四川的一个军火采购员。他听说了董竹君的遭遇,很是同情。他从购置枪支的款项中,拿出2000元借给董竹君,让她重新开始。
拿着这2000元,董竹君知道,这是她最后的机会了。如果这次再失败,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她仔细考虑了很久,最后决定做餐饮。餐饮业投资相对较少,回收快,而且她在成都和日本都学过一些经验,对这个行业比较熟悉。
1935年3月15日,锦江川菜馆在上海法租界华格臬路正式开业了。店名"锦江",取自成都的锦江,寄托着董竹君对故乡的思念,也寄托着她对未来的希望。
董竹君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家小小的菜馆里。从店面的布局、装饰的风格、餐具的选择,到菜品的研发、服务的流程,她都亲自过问,亲自设计。
她既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美学元素,又融入了日本和西方的现代理念,整个餐馆显得既典雅又时尚。
在菜品方面,董竹君更是下足了功夫。她请来了四川的名厨,严格要求菜品的色、香、味、形。每一道菜,都要经过她的品尝,达到她的标准才能上桌。
很快,锦江川菜馆的名声就传开了。开业当天就是满堂红,以后的生意更是越来越好。上海滩的青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成了这里的常客。一些军政人员也经常来这里吃饭谈事。
1936年,国际电影巨星卓别林访问中国,专门到锦江川菜馆品尝了香酥鸭子,对菜品赞不绝口。这件事被报纸报道后,锦江川菜馆的名气更大了。
生意好了,董竹君就想着扩大规模。可是菜馆旁边的房子都有人住,房主不肯搬。董竹君找到杜月笙帮忙,杜月笙出面协调,房主才同意搬走。
董竹君贴补了搬迁费,把几幢房子都租了下来,搭盖天桥将新旧楼连接起来,把锦江川菜馆扩大了好几倍。扩建后的锦江川菜馆,设有大小雅室十几间,散座二十多桌,能容纳三百多人。
1936年1月28日,董竹君又在法国公园附近的华龙路开办了锦江茶室。这次她吸取了教训,找来了杨虎的太太田淑君投资入股1000元。有了这层关系,茶室的生意从一开始就很好。
锦江茶室布置得很有格调。四十多张精致的小方桌,220个座位,玫瑰红的沙发椅,五彩的靠垫,墙上挂着名人字画。进步人士、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聚会,喝茶聊天,看书写文章。
抗战爆发后,董竹君以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作为地下工作据点。她掩护过郭沫若等进步人士,参与策反杨虎营救张澜和罗隆基,还资助过革命人士宋时轮,创办过《上海妇女》半月刊。
1940年冬天,上海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日本人和汉奸不断找董竹君的麻烦,想拉拢她,想勒索她。
董竹君不堪其扰,决定暂时离开上海,去菲律宾避一避。临走前,她把锦江两店的管理权交给了股东张进之。
在菲律宾,董竹君待了四年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入侵马尼拉,她和女儿们在战火中东躲西藏,九死一生。直到1945年初,她才坐上难民船,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她发现锦江两店已经被张进之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张进之以为董竹君在马尼拉已经死了,就开始贪污亏空,胡作非为。董竹君忍着怒火,与他算清了账,然后解除了合作关系。
接下来的几年,董竹君全力整顿锦江两店。她重新聘请厨师,训练服务员,改进菜品,提升服务质量。经过一番努力,锦江两店终于恢复了元气,生意又红火起来。
1949年后,董竹君响应号召,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合并,创办了锦江饭店。
这是上海第一家可以接待国宾的饭店,接待过无数国内外的重要嘉宾。1950年,她购入愚园路1320号的房产,作为革命联络点,自己也在那里居住到1960年。
1951年,锦江饭店正式成立。1954年,公私合营后,董竹君退出了日常管理,但她对锦江饭店的感情始终没有变。锦江饭店,是她一生的心血,也是她留给这个城市的宝贵财富。
1967年,一切都变了。
那一年,董竹君67岁。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却突然被人从家里带走,关进了监狱。罪名是"特务嫌疑"。
董竹君完全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她这一辈子,从未做过任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
她创办锦江饭店,为国家赚取外汇。她掩护进步人士,支持革命事业。她把自己的积蓄和房产都交给了国家。可现在,她却被当作"特务嫌疑"关了起来。
监狱里的日子,比她想象的还要艰苦。67岁的她,要每天坐在硬邮的木板床上,不许靠墙,不许躺下。
一日三餐,只有窝窝头和清水煮的菜。冬天没有棉衣,夏天没有电扇,一年到头都是这身单薄的囚服。
更难熬的是精神上的折磨。审讯人员三天两头就要提审她,要她"交代罪行"。可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罪行可交代。她说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国家的事,审讯人员就说她态度不好,拒不交代。
有一次,她实在太累了,提审到深夜,她说了一句:"今天晚了,要不早点安息吧。"这本来是四川话里"休息"的意思,可审讯人员却说她在诅咒他们死,当场就让人把她拉出去暴打。
68岁的老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打完之后,他们还逼着她说自己没有被打过。
后来,她被转到了条件更差的功德林监狱。那里更冷,更挤,伙食更差,管理更严。长期的饥饿、寒冷和折磨,让董竹君的身体急速垮了下来。
她开始剧烈腹痛,体重急剧下降。每天早上起来,枕头上总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不到半年,她的头发就全白了。
1970年2月初,她在狱中度过了七十岁生日。那一天,难友们举起碗里仅有的几块肉丁为她祝贺,她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可就在这泪水之中,就在这绝望的深渊里,她突然想起了一句话。这句话,将成为她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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