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安娜，我们这是要去谢列梅捷沃机场吗？”
在轰鸣的私人飞机上，我紧张地整理着衣领，一边问我那美得像雪国精灵的妻子。
我兜里揣着十二年西伯利亚木材生意攒下的全部胆气，心里盘算着给那位“林场主岳父”准备的茶叶是不是足够体面。
安娜从法文诗集里抬起头，对我笑了笑：
“不，林森，我们去一个更近的地方。一个……家的地方。”
我当时没多想，直到飞机的航线直直地切向了莫斯科的心脏，朝着那片全世界都认识的红色宫墙飞去。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只有一个念头：我他妈的……究竟娶了个谁？！
十月底，伊尔库茨克州的风就能把人的骨头缝吹出哨音。
我的木材场里，最后一批出口到满洲里的红松原木被扣了，是本地一个叫瓦西里的老家伙干的。
他说我过界砍了他家的林子。
这纯粹是放屁，他的那片林子离我的采伐区隔着一条冰河。
但他兄弟是当地林业警察的头儿，一张盖了章的纸，比上帝的旨意还管用。
我在西伯利亚待了十二年，这种事见得多了。
道理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尤其是在零下四十度的野外。
我没去找瓦西里吵，也没去镇上找人疏通关系。
我提了两瓶最好的“白桦树”伏特加，带上一把自己盘了多年的手斧，直接去了瓦西里的木屋。
他家养的几条高加索犬，铁链子拴着，冲我吼得像要把自己的肺咳出来。
瓦西里正坐在壁炉边，擦他那把老掉牙的猎枪。
看我进来，他眼皮都没抬一下：
“中国人，你的木头想要回去，得拿东西来换。”
我把酒放在桌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瓦西里，木头是你扣的，我们都清楚为什么。”
“你想要钱，可以。但不能用这种方式。”
他冷笑一声，枪口有意无意地朝我这边晃了晃。
我没理会那把枪，而是把手斧拿出来，放在另一瓶酒旁边。
“这把斧子，跟了我十年。我用它砍过树，也砍过想抢我木头的狼。”
我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我们中国人做生意，讲究和气生财。但要是有人把我们当肥羊，我们也不介意让他看看，羊急了也懂怎么用角。”
我的俄语带着点哈尔滨的陈年口音，但每个词都咬得很重。
屋子里的空气像是凝固了，只能听见壁炉里木柴炸裂的噼啪声。
瓦西里没说话，只是看着我，他那双灰色的眼睛像结了冰的贝加尔湖。
我知道，他在掂量。
他掂量的不是我手里的斧子，而是我这个人在过去十二年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的名声。
最后，他把猎枪靠在墙边，拧开了其中一瓶伏特加的瓶盖。
“喝一杯，明天天亮，你的车可以走了。”
那天晚上，我喝得烂醉，被我的伙计拖回木材场。躺在床上，满脑子都是瓦西里那张沟壑纵横的脸，还有枪口黑洞洞的寒意。
这就是我的生活，每一天都在边缘上跳舞。我累了，真他妈的累。
就在这时，安娜推门进来。她手里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菜汤，屋子里的酒气和寒气，好像瞬间被那点热气冲淡了。
她什么也没问，只是把汤放在我床头，用温热的毛巾擦了擦我的脸。“林森，”她轻声说，“喝完汤再睡。”
看着她蓝色的眼睛，那里面干净得像雨后的天空，我忽然觉得，之前的一切都值了。为了这份宁静，再跟一百个瓦西里拼命，也值。
我第一次见到安娜，是三年前的一个下午。那是我人生最灰暗的一天。
我最大的合作伙伴，一个我当成兄弟的俄罗斯人，卷走了我公司账上所有的钱，跑了。
留给我的，是一屁股的银行贷款和一堆等着发工资的工人。
我坐在办公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堆得像个小坟包。
我觉得自己完了，十二年的打拼，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我想到了死，想到了从结了冰的安加拉河上跳下去。
就在我准备锁门走人的时候，门被推开了。
一个姑娘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简单的白色连衣裙，金色的长发编成一条辫子，搭在肩上。
她有点怯生生地问：
“请问，这里是林先生的公司吗？我爸爸让我来送一些文件。”
我当时心烦意乱，没好气地问：“你爸是谁？”
“伊万·彼得罗维奇。”她说，“就是河对岸那个林场的主人。”
我认识伊万，一个沉默寡如熊的男人，拥有这一带最大的一片林区。
我们有过几次生意往来，但仅限于此。
我不知道他派女儿来干什么。她把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我桌上，说：
“爸爸说，这些或许能帮到你。”
我打开一看，是一份新的供货合同，预付款的数额，正好能填上我所有的窟窿。我愣住了，抬头看着她。
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照进来，给她镶上了一圈金边，她看起来像个天使。
“为什么？”我问。
她摇了摇头，蓝色的眼睛里带着一丝困惑和真诚：
“我不知道。爸爸只是让我送过来。他说，你是个讲信用的人，不该就这么倒下。”
那天下午，我没有去跳河。我请她喝了一杯茶，我们聊了很久。
她叫安娜，在莫斯科读大学，学的是文学，暑假回父亲的林场度假。
她说话很温柔，对什么都充满好奇。
她问我中国是什么样子，问我为什么会来这么冷的地方。
我跟她讲我的故乡，讲东北的酸菜和高粱酒，讲我刚来西伯利亚时，穷得只能睡在装木屑的卡车里。
她听得很认真，没有一丝一毫的同情或者怜悯，只是纯粹的倾听。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熟悉起来。
我开车带她去贝加尔湖看海豹，她在林子里教我分辨各种蘑菇。
她身上有种我从未见过的干净，那种干净，和这片原始的森林一模一样。
我爱上了她，爱得毫无道理，也无法自拔。
我以为她只是个不谙世事的林场主女儿，我甚至觉得，以我当时的处境，有点配不上她。
我们结婚的时候，婚礼很简单。
就在我们镇上的小教堂里，请了我的工人和几个朋友。
伊万也来了，他从林场的木屋里走出来，穿着一件半旧的皮夹克，脚上是沾着泥土的靴子。
他没说什么祝福的话，只是在仪式结束后，单独把我叫到一边。
我们站在教堂后面的一片白桦林里，十二月的风吹得树枝哗哗作响。
“林森，”他开口，声音像低音炮一样沉，“安娜是我的一切。”
我点点头：“我知道。我会用我的命对她好。”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银色的酒壶，拧开，自己喝了一大口，然后递给我。
那是我喝过最烈的酒，像一团火从喉咙烧到胃里。
我一口气喝干，把酒壶还给他。“我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伊万说，他那双眼睛看得我心里发毛。
“你在西伯利亚能活十二年，靠的不是运气。你够狠，也够聪明。”
“但我要告诉你，安娜的世界，和你之前见过的都不一样。她喜欢简单，所以我让她简单。”
“如果你让她受了委屈……”他没有说下去，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力道，像是要把我的肩胛骨捏碎。
我明白他的意思。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婿最直接的警告。
我当时觉得，他无非是怕我这个在刀口上舔血的生意人，会把安娜卷进一些不必要的麻烦里。我向他保证，我会把生意上的所有风险都挡在门外，给她一个最安稳的家。
他听完，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然后就转身离开了。
婚后的生活平静而幸福。安娜没回莫斯科，就留在了我身边。
她把我们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还学着做中国菜。她喜欢听我讲生意上的事，那些勾心斗角和惊心动魄，在她听来就像是遥远的故事。
今年，是我们结婚的第二年。
新年快到的时候，安娜对我说，她想带我回莫斯科的“家”里，和她父亲一起过新年。
这是我第一次正式以女婿的身份去拜访。我有点紧张，更多的是期待。
我想让那位像熊一样的岳父看看，他的女儿没有嫁错人。
我花了大价钱，托朋友从国内弄来一套顶级的汝窑茶具，用一个厚实的木箱子小心翼翼地装好。
我以为，这就是我能拿出的最有诚意的礼物，足以匹配他那个“西伯利亚最大林场主”的身份。我幻想着，我们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栋乡间别墅里，围着壁炉，度过一个温暖的新年。
出发那天，伊尔库茨克下起了鹅毛大雪。我把车开到镇上唯一的机场，准备搭乘俄航的班机。
安娜却拉住我，指了指另一条岔路。
“我们不走这里，爸爸派了飞机来接我们。”
我心里咯噔一下，但没多问。
一辆黑色的、没有任何标志的奔驰越野车悄无声息地滑到我们面前，司机下来为我们打开车门，一言不发。
车子没有开向航站楼，而是绕到了机场的另一侧，穿过几道铁丝网围起来的岗哨，停在了一条独立的跑道前。
一架飞机正静静地停在那里。
那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种小型的螺旋桨飞机，而是一架线条流畅优美、一看就价格不菲的湾流G650。
它的白色机身上，除了一个我看不懂的、由字母“P”和一只鹰组成的徽章外，再无其他标识。
我站在雪地里，仰头看着这个庞然大物，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我在西伯利亚见过有钱的油老板和矿老板，他们有私人飞机，但最多也就是小型的赛斯纳。
像眼前这种级别的公务机，足以买下我整个木材场，外加瓦西里那片林子。
“这是……你父亲的？”我艰难地开口问安娜。
她点了点头，好像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
“嗯，他觉得这样方便一些。西伯利亚太大了。”
我试图用这个理由来说服自己。
是啊，林场大得没边，有个好点的飞机巡视业务，也说得过去。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不能让她看出我的大惊小怪，不能在岳父派来的人面前丢脸。
我提着装有汝窑茶具的木箱，跟着安娜走上舷梯。
箱子很沉，但那一刻，我感觉它轻飘飘的，没什么分量。
机舱门在我身后关闭，隔绝了外面的风雪和寒冷。我第一次闻到了一种混合着皮革、高级香水和金钱的味道。
脚下是柔软得能陷进去的羊毛地毯，座位是米色的真皮沙发。
一个穿着得体套裙、脸上带着职业微笑的女人走过来，用纯正的英语问我们想喝点什么。
我注意到，她的站姿很特别，腰杆笔直，眼神锐利，不像空姐，倒像受过特殊训练的安保人员。
我忽然意识到，这架飞机上，可能除了我和安娜，没有一个普通人。
我的心开始往下沉，一种模糊的不安，像西伯利亚的冻土层，开始在我心底蔓延。
飞机平稳地升空，穿过厚厚的云层。窗外是刺眼的阳光和棉花糖一样的云海。
我坐在宽大的沙发上，感觉浑身不自在。这地方太安静，太干净了，跟我熟悉的世界格格不入。
我习惯了发动机的轰鸣，木屑的气味，还有伏特加火辣辣的灼烧感。而这里，只有空气循环系统发出的微弱的嗡嗡声。
安娜显得很放松。她脱掉外套，露出里面一件裁剪合体的羊绒衫。
她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法文诗集，安静地读了起来。之前那位“空姐”送来了香槟和鱼子酱。
黑色的鱼子酱在小小的贝壳勺上闪着光，我知道这东西很贵，但吃在嘴里，除了咸味和一点腥味，我尝不出别的。我更怀念我藏在木屋里的哈尔滨红肠。
我试图找点话说，打破这令人窒息的优雅。
“这飞机飞得真稳，比俄航的图-154强多了。”
安娜从书里抬起头，对我笑了笑：“这是湾流，林森。当然会稳一些。”
她顿了顿，又说：“爸爸不喜欢颠簸。”
过了一会儿，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局促，合上书，主动坐到我身边。
“在想什么？”她问。
我摇摇头：“没什么。就是在想，你父亲的生意做得真大。”
“嗯，”她含糊地应了一声，“林业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投进我心里，激起了一圈涟漪。
很小的一部分？那大部分是什么？
我没敢问。我怕问出来，会得到一个我无法接受的答案。我宁愿继续装糊涂。
我试图把话题拉回到我熟悉的领域。
“等到了莫斯科，见过你父亲，我想跟他谈谈明年的木材计划。我觉得我们可以开辟一条通往北欧的新线路，利润会很可观。”
我说。这是我准备了很久的腹稿，我想向伊万证明我的价值，不仅仅是他的女婿，更是一个能为他创造财富的合作伙伴。
安娜静静地听着，然后伸出手，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暖，但她的眼神却有些飘忽。
“林森，”她柔声说，“今天，我们不谈工作，好吗？就当是度假。”
“一切都等过了新年再说。”她的语气很温柔，但我却听出了一丝不容置疑的味道。
她是在保护我，还是在……阻止我？
我看着她那张美丽得不真实的脸，第一次感到了一丝陌生。
我们明明离得这么近，心却好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
飞机在云端之上高速飞行，载着我，飞向一个完全未知的莫斯科，一个属于安娜的，我却一无所知的世界。
飞机开始下降时，我从昏昏沉沉的假寐中惊醒。舷窗外的云层被撕开，莫斯科的轮廓出现在地平线上。
密密麻麻的建筑像凝固的灰色波浪，远处是斯大林时代留下的七座尖顶高楼。
我整了整衣服，有点紧张地问安娜：
“我们是降落在谢列梅捷沃，还是多莫杰多沃？”
这是莫斯科最大的两个国际机场，我想象着我们落地后，还要坐很久的车才能到她家。
安娜转过头，看着我，她那双蓝色的眼睛在机舱的光线下显得格外深邃。
她没有直接回答，只是神秘地笑了笑，握紧了我的手：
“一个更近的地方。”
随着飞机的高度越来越低，我心里的不安也越来越重。
我死死地盯着窗外，我发现飞机的航线很奇怪。
它没有绕向城市边缘的任何一个机场，而是像一把尖刀，直直地插向了莫斯科的心脏。
我看到了莫斯科大学那标志性的主楼，看到了救世主大教堂金色的穹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然后，我看到了那片举世闻名的红色。
那是克里姆林宫的宫墙。红色的砖墙连绵不绝，像一条凝固的血脉。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不是没见识的游客，我知道那片红色意味着什么。
那是俄罗斯的心脏，是权力的禁区。任何飞行器，未经许可，都不能靠近那片空域。
飞机……它在干什么？
起落架放下的声音在安静的机舱内响起，沉重而清晰，像一声丧钟。
我把脸死死地贴在冰冷的双层舷窗上，心脏在胸腔里狂跳，像要挣脱肋骨的囚笼。
我看到了红场，看到了圣瓦西里大教堂那些童话般的彩色洋葱顶。
它们就在我的下方，如此之近，我甚至能看清广场上像蚂蚁一样渺小的游客。
飞机没有丝毫要转向的意思。
它掠过莫斯科河，掠过那片红色的宫墙，机翼的阴影扫过古老的塔楼。
我看见了，就在克里姆林宫的红墙边上，有一片被高高的围墙隔开的空地。那里被探照灯照得雪亮，即便在白天也格外醒目。
我们的飞机，正在对准那片禁区，缓缓地，坚定地，降落。
轮胎接触地面，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巨大的惯性把我死死地按在沙发上。
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然后慢慢停下。飞机停稳了。
我看到，在那片空地上，一排黑色的、挂着蓝色特殊牌照的奥鲁斯轿车已经静静地等候在那里。几十米外，就是克里姆林宫那古老而威严的墙壁。
一群穿着黑色长款大衣、身形笔挺的男人在雪中肃立，他们的表情和周围的建筑一样，冰冷而坚硬。
这一刻，我十二年在西伯利亚建立起来的所有关于财富、社会和生存法则的认知，被彻底碾碎了。
这不是有钱，这是有钱根本无法解释的东西。
这是权力。
我僵硬地转过头，看着身边依旧平静的妻子，那个我以为我无比熟悉的安娜。
她的脸上没有一丝波澜，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反复回响：
“我……究竟娶了谁？”
下了飞机，没有海关，没有检查。机舱门打开，一股冰冷的空气涌了进来。
一名头发花白、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快步走到舷梯下，他没有看我，而是对着安娜深深地鞠了一躬，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充满敬意的语气说：“小姐，欢迎您回家。”
然后，他拉开了一辆黑色轿车的后门，那姿态，仿佛是在迎接一位女王。
我几乎是被人架着塞进那辆黑色轿车的。我的腿是软的，脑子里是一片浆糊。
那辆叫奥鲁斯的车，我后来才知道，是俄罗斯总统的座驾品牌。
车里闻不到一丝新车的味道，只有淡淡的皮革香。
车窗是深色的，从里面可以清晰地看到外面，但外面绝对看不见里面。
车子启动时，没有任何声音，像幽灵一样滑了出去。
安娜就坐在我身边，她握着我的手，但我感觉到的不是温暖，而是一阵阵的冰凉。
我看着她的侧脸，在昏暗的光线下，她的轮廓完美得像一尊大理石雕像。
我想开口问她，但嘴巴张了张，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无数个问题堵在我的喉咙里：
你是谁？你父亲是谁？这里是哪里？我们去哪里？
但这些问题，在刚才那石破天惊的一幕面前，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车队无声地行驶在莫斯科的街道上。
我注意到，我们经过的每一个路口，所有的车辆都会提前停下，为我们让路。
没有警笛，没有开道车，一切都那么井然有序，却又透着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威严。
车子最终拐进了一条毫不起眼的街道，在一扇厚重的铁门前停下。
铁门缓缓打开，里面不是我想象中的奢华庄园，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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