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29日清晨，乌鲁木齐的风夹着沙粒扑在脸上，押解车队轰鸣着驶向体育场。车厢里，李英奇被两名武装警卫夹在中间，额角汗珠滚落。他侧耳倾听，场外数万名群众的怒吼已像洪水逼近。

车门打开那一刻，李英奇腿软。检阅台上，审判长包尔汉抬起右手示意肃静，短暂的安静后，公诉人逐条揭露李英奇等二十五人的罪状。台下老矿工挥舞拳头，老兵举起拐杖，声浪一次高过一次。

宣判“立即枪决”时，李英奇突然高喊“冤枉”，鼻涕泪水齐飞。他声嘶力竭：“都是盛督办逼的，我没有办法。”然而人群中再无同情，一顶顶帽檐低垂，目光冷若坚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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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英奇的求生本能让他把一切推给盛世才。可否真是“逼迫”能解释他八年间的酷刑拷讯与血腥镇压？时间轴倒回到1933年，新疆政坛风云突变。原省主席金树仁方寸已乱之际，参谋官盛世才借“倒金事变”跃上权力巅峰，自封督办，手握军政大权。

盛世才领教过蒋介石的冷脸，也窥见苏联的援手，深谙“左右逢源”是立足之道。1938年春，他主动向延安索要财经人才。于是，化名周彬的毛泽民在迪化登场，接任财政厅副厅长。不同于前任的滥发纸币，毛泽民拿出“币制改革”“三年经济整理”的系列方案，新疆市场很快出现一线生机。

钱袋被扎紧，盛世才心里却像被火烤。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一爆发，他的天平偏向重庆，表面抗日内里反共。此时，李英奇已是公安管理处处长，奉命暗中搜集“共党谋反”证据。对他而言，效忠督办就是升迁捷径，至于手段，他毫无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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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9月17日午后，一辆卡车冲进八户梁大院。李英奇一挥手，荷枪实弹的军警闯入，将毛泽民、陈潭秋等人押走。“督办请你们谈话。”李英奇表情冷峻。毛泽民临上车前淡淡一句：“善恶终有报。”李英奇别过头假装未闻。

随后发生的软禁并非即刻屠戮。盛世才想要一份“延安阴谋暴动”的口供，最好能写进文件，献给蒋介石换取更高筹码。这一任务落到李英奇身上。封闭暗室里，他接连祭出疲劳审讯、皮鞭、电刑，甚至将氨水瓶凑到毛泽民鼻尖。毛泽民沉默以对，偶尔抬眼，凌厉如刀。李英奇恼羞成怒，却换不来一句妥协。

绝食、密递纸条、歌声互励，监号中的共产党人以顽强意志对抗酷刑。李英奇手握名册，谁硬谁软，早已标注。两名叛徒孟一鸣、潘柏南在利诱威逼下屈膝，站到对面。一次对质会上，毛泽民指着暗角冷喝：“站出来，别学乌鸦叫。”两人低头发抖，谎言瞬间瓦解，李英奇当场气得摔杯。

1943年9月，苏德战局逆转，苏军反攻。盛世才既担心莫斯科胜利后秋后算账，又惧蒋介石移情他人，于是决定灭口。9月27日晚，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被勒毙，连同盛世才的女教师邱友松一起，抛尸六道湾。凶手正是李英奇带队执行。事后，他又奉命掘坟补拍照片，只为向重庆“交差”。

1944年秋，新疆局势再度摇摆，盛世才仓皇外逃重庆，李英奇易服南下，隐匿数年。内战末期，他自信旧山河可待重修，竟现身兰州，想再捞一把。1949年8月，西北野战军兵锋所指，李英奇匆忙西逃，被地方群众认出扭送军管会，铁证如山。

公审前，办案人员多次讯问他杀害毛泽民经过。李英奇始终狡辩，或推脱命令所迫，或自称“不知内情”。审讯材料厚达数尺，见证其残忍和谎言。他曾辩白道：“我若不从命，全家性命难保。”审判长冷冷回击：“你可曾为自己枉害的无辜之命想过？”李英奇顿时语塞。

押赴刑场前，李英奇仍嘀咕：“我也是受害者。”人群中一位白发老人高声斥道：“受害的是毛泽民，是无辜百姓！”话音落，愤慨的目光像利箭刺向犯人。枪声响彻荒野，尘沙翻飞。李英奇的身躯僵直倒地，尘土迅即覆盖他的黑靴。

他倒下的第二天，《新疆日报》刊出详细判决书。报纸很快被贴满街头巷尾，读者驻足，曾被恐惧压抑多年的怒火与悲痛，随字句翻涌。有人用红笔圈出“谋害毛泽民”几个字，交口称快。

1956年清明前夕，乌鲁木齐南郊燕儿窝松柏森然。毛泽民烈士陵园落成，碑文记载他的生平事迹，也镌刻着另外数十位牺牲者的姓名。那一年，来自独山子油矿的工人代表在陵园前低声议论：“要不是他当年废了两制乱币，我们的工资怕还得用麻袋装吧。”笑声里带着感念。

回溯往事，不难发现：若无盛世才的反复横跳，也不会有李英奇残忍的履历；若无李英奇的逢迎行凶，盛世才的血腥政策亦难成行。新疆地下墓穴里埋着的不只是先烈，更是一个时代的悲欢与教训。

至于“都是逼的”这句临终喊冤，几声呜咽随风散去。历史记录了每一次选择，也铭刻了每一笔血债。刽子手可以推诿责任，却终究难逃正义的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