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凌晨，北京城的天空没有星光，气温比往常低了两三度。零时十分，中南海里的诊疗室灯火忽然熄灭，身边守护的医务人员对表时分，才意识到那位走过雪山草地、横渡长江的老人永远闭上了眼睛。

中国人民广播电台在下午四时向全国发布讣告的瞬间，收音机里传出的哀乐把无数家庭定在原地。坐在西山寓所的邓小平听到开场的鼓点，手里茶杯没握住，滚烫的茶沿着桌角滴落。他抬眼望向窗外，叹息没发出声音，却把屋里气氛压得更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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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拨回到春天。5月27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畔接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靠工作人员扶起身时仍俏皮地说了句“我现在像学走路的小孩”，布托听完会心一笑。正因为这份顽强，让许多人以为老人还能再撑些时日，谁也没想到仅隔百余天便成永诀。

同年7月6日，朱德元帅撒手人寰，接着是7月28日的唐山大地震。接二连三的噩耗几乎把毛主席最后的体力抽空。医疗小组每日三班倒，汪东兴干脆办公开在病房外走廊。治病与政务并行，文件一摞摞递到床头，毛主席要是看不清，就让护士念给他听，哪怕氧气管仍挂在鼻端。

9月8日傍晚，昏睡中的主席突然伸手示意要纸笔，颤巍巍写了一个“三”字，又轻敲床板三下。值班人员一下联想到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赶紧调来最新的外电消息。老人看完才合眼休息，这一睡便再未醒来。

讣告播发三小时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召集紧急会议，讨论悼念活动的细节与警卫方案。此时的邓小平没有列席，他自从4月被撤销职务后，一直在家“静观”。尽管如此，中央对于这位老将领的动向仍十分关注。

“我想参加追悼会。”9月10日凌晨一点，邓小平对妻子卓琳低声说出这句话。卓琳愣了几秒，只回了一声“嗯”，房间又陷入寂静。次日晚间，邓小平将书面报告通过机要渠道送到中央办公厅，措辞朴素：“愿赴天安门广场参加毛主席追悼大会，向革命导师表达哀思。”

两天后，汪东兴到寓所，先寒暄几句，然后把手放在邓小平肩头，轻声提醒：“你还是不要参加为好。”一句话点到为止，语气颇为无奈。邓小平闻言只说了三个字：“明白了。”这一幕，没有争辩，也没有第二句话。

外界并不知道当时的权力结构已进入绷紧状态。“四人帮”担心邓小平在公开场合出现会引发舆论效应，同时也害怕老领导与军队高层产生新的联动。于是，在9月18日下午追悼大会举行时，天安门广场上缺席了那个熟悉的矮个子身影。

邓小平并非全无动作。追悼会当日，他在客厅摆上一张主席遗像，点燃三炷香，又取来1950年代与主席在武汉合影的老照片，一张张擦拭干净。晚上七点，全家在灵位前默哀三分钟。卓琳小声说：“该敬酒吗？”邓小平摇头，随后抬手敬了个军礼。整个仪式简短得出奇，却沉甸甸。

1977年5月24日，毛主席纪念堂完成内部陈设。几天后，邓小平与叶剑英并肩走进水晶棺前。当玻璃罩里的那张熟悉面孔映入眼帘，两人同时停下。叶帅吸了口气，压低嗓音：“咱们来迟了。”邓小平答得很轻：“他等得起。”短短两句对话里，情绪复杂难解。

翌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外界有过议论：那年追悼会若让他露面，是否会少些波折？史料未给答案，但从参与者留下的口述看，当时局面扑朔迷离，多走一步都有可能引发新裂缝。

1980年8月，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被问到“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是否拆除”时，他不加思索回应：“永远保留。”十来个字，既是政治判断，也是个人情感。不管外界怎样评价，邓小平始终承认毛主席是新中国不可替代的缔造者。

岁月流转，1997年2月19日夜，邓小平在北京医院辞世。骨灰按其嘱托撒入大海。不设陵墓、不刻碑名，和毛主席水晶棺里的长眠形成两种对照，却也给后人留下同样清晰的印记：他们共同书写了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