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7月17日午后四点，北京闷热得像是一只巨大的蒸笼。中南海正门前，一辆黑色伏尔加悄无声息地拐进甬道。车里坐着周培源和一位略显局促的中年科学家——杨振宁。谁也没料到，短短一个半小时后，杨振宁会亲眼看到一幕意味深长的小插曲，它不仅让这位诺奖得主心里掀起波澜，也让外界隐约捕捉到毛主席健康状况的蛛丝马迹。
车停在丰泽园西侧的小院。进门前，警卫递来一张纸条：请勿寒暄，直接入室。杨振宁深吸一口气，推门便见书桌旁那位熟悉的身影。毛主席头发花白，撑着厚重的眼镜在看文件。听见脚步，他抬头，声音洪亮：“杨教授，欢迎回来。”这一声“欢迎”，杨振宁后来回忆，像家人久别重逢，不像国家元首对外宾的客套。
毛主席话锋很快转到宇称不守恒、基本粒子、真空涨落。思维仍然敏捷，却夹杂着轻微气喘。杨振宁耐心回答，并小心翼翼插入一句：“近年来，高能物理发展极快，中国是否考虑在北京设一个同步辐射实验站？”毛主席沉吟片刻，说先记下，有机会让有关同志研究。对话持续了整整九十分钟。
秘书进来提醒时间。毛主席准备起身送客，却蹭地没站稳，右手扶桌，左手微举：“我年纪大了，拉我一把。”杨振宁忙上前，双手托住前臂。两人相携向门口挪步。距离不过六七米，毛主席每走一步都稍显艰难，但仍强撑着把客人送到门槛。握手时，他笑道：“感谢你这位科学家，你对世界有贡献。”短短一句，却透着不易觉察的疲惫。木门合上，警卫轻轻咳嗽，气氛瞬间恢复沉默。那一刻，杨振宁心里咯噔：主席的身体，可经不起折腾了。
到底是怎样的机缘，促成了这次“不在计划表里的会面”？把时针拨回两年前，一切似乎从基辛格的秘密访华说起。1971年7月9日，中美破冰露出裂缝。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宣布：中国不再列入“禁止美国公民访问国”。消息见报，杨振宁立刻给在合肥的父亲杨武之写信，表达回国探亲的迫切愿望。统战部门当天批示：随时欢迎。
费尽周折办完法国转机签证后，7月28日黄昏，杨振宁踏上久违的上海虹桥跑道。二十六年，故土的潮湿空气带着熟悉的梧桐味，一下子钻进鼻腔。迎接他的除了亲人，还有中国国际旅行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岳岱衡。两天后，他递交了一份三人名单：邓稼先、周培源、吴大猷。排在首位的邓稼先，对杨振宁而言不仅是儿时玩伴，更是令他好奇的“两弹元勋”。
昔阳大寨的邓稼先见面那天，两位老同学找了间小会议室，门一关，直奔主题。杨振宁问：“美国报纸说中国搞原子弹靠外援，甚至提到琼希顿，你怎么看？”邓稼先眉峰一挑，却仍谨慎：“就我所知，没有。”为了严谨，他特地写信请示周总理。几周后回信确认：除1959年苏联提供极少数资料外，中国原子弹完全依靠自力更生。杨振宁读完信，躲进洗手间红了眼眶。
1972年6月，他第二次回国，因父亲病况恶化被紧急召回。父亲病情稍缓，他接到周总理约见邀请。这一次，话题直接落在基础科学与应用脱节上。参观某工厂时，杨振宁看到大学教授在给电阻丝分档，不禁皱眉。晚餐席间，他忍不住向周总理吐露：“长期忽视原理研究，迟早会束手束脚。”周总理点头，说要向毛主席汇报。两周后，北大副校长周培源收到任务：理科基础必须补课。几句话，成了后来重整大学理科的序曲。
父亲于1973年初病逝，杨振宁赴沪奔丧。料理完后事，他忽然萌生见毛主席的想法，便对接待员随口提起。不置可否的接待员只是点头。没想到七月中旬，周培源亲来“请上车”，说：“主席同意见你，时间就在今天下午。”于是便有了文章开头那辆伏尔加的画面。
会谈结束后，杨振宁乘车离去。天色已暗，车窗外灯火长街，偶有凉风扑面，他脑子却被最后那一幕定格——一个时代巨人，需要人搀扶才能站起。要知道，开国至今，毛主席鲜少在人前显露体弱。对外界而言，这个细节透露了他的健康已大不如前；对杨振宁而言，则是一份沉甸甸的嘱托：科学强国的担子，要靠后来人扛起来了。
之后几年，杨振宁几乎年年回国，带来同步辐射、规范场论、半导体材料等最新学术资料，也一次次为高教体系“诊脉”。1975年，他协助王淦昌筹划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可行性报告；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他再度作主题发言，强调“自由探索”与“国家目标”要并行不悖。客观说，他的物理研究高峰已过，但与国内同行的频繁碰撞，让不少青年学者打开眼界。
毛主席去世时，杨振宁正在普林斯顿。得知噩耗，他沉默良久，只对同事说了一句话：“他用尽了自己最后的生命力，见证中国站了起来。”那一幕“拉我一把”的瞬间，再次在脑海重现，像一帧慢镜头，让人无法忽视岁月对英雄的磨损，也映衬出对科学与人才的深切渴望。
事情过去半个世纪，回望73年的那场会晤，记忆里最鲜明的不只是高深的粒子物理讨论，更是门口那一声“我年纪大了”，和需要搀扶的颤抖臂膀。它让在场的科学家明白：时代车轮滚滚向前，个人终有极限，而知识与探索永无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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