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望太监救国，还有比这更扯淡的事吗？|刘瑾|太监救国|宦官|朱由校|汪直|魏忠贤

天启五年（1625年）五月，朱由校在西苑乘船玩耍时不慎落水，自此身染沉疴且愈演愈烈，至八月时已无可救药。临终前，朱由校将帝位传于弟弟朱由检，还殷切的拉着他的手“谕以魏忠贤、王体乾忠贞可计大事”（《明史·卷二十二·本纪第二十二》）。虽未明言，但意思是清晰的，就是希望弟弟能继续重用这两个宦官。甚至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朱由校已经向魏、王托以顾命，此时只是通知朱由检一声。

清初史学家李逊之在其著作《三朝野纪》中，写到了朱由检当时的反应，是“上益惧，求出”（《三朝野纪·卷四》）。

就是这位即将上岗的崇祯皇帝闻讯后，直接被吓跑了，连皇帝哥哥死不死、自己继不继位这样的大事都顾不上了。

李逊之是天启年间御史李应升之子，能接触到大量的宫廷文档以及秘闻。他在撰写《三朝野纪》一书时，就大量引用了原明廷的各种奏折、谕旨、起居注等原始资料，并走访了许多当事人或其后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李逊之在书中基本不加入个人见解及评价，这就使得该书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尤其是在细节部分完全可以直接拿来作为正史的佐证。

所以“上益惧，求出”，极有可能就是朱由检当时的真实反应。这也可以与后来所发生的事实相印证——在继位仅三个月后，朱由检就下令治罪魏忠贤。而当后者听说皇帝派人来抓他的消息后，立即毫不犹豫的弄死了自己。

千古艰难惟一死啊！魏忠贤要不是百分百的确定朱由检一定会杀了他，而且一定买一赠一个生不如死，哪会那么痛快的自尽？

这到底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恨？

如今网络上有大把的人在替魏忠贤扼腕叹息，居然还发明出了个“忠贤不死，大明不灭”的名梗，真让人不知道该说啥好。客观的讲，明朝的亡国，是统治秩序系统性崩塌的结果，是天时地利人和皆失的必然。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开国二祖复活、于谦张居正穿越也难挽倾覆，难道还要指望一个半文盲的宦官？

中华上千五千年，朝兴国灭数以百计，明君贤臣乃至庸主奸佞皆层出不穷。但把一个王朝兴衰继绝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宦官身上的，也算是蝎子的粑粑——独一份了。

咱别再给大明朝丢人了，行不？

魏忠贤的一切权力来源，都是建立在朱由校对其近乎盲从的信任基础上的。

但朱由校刚即位时，内阁有叶向高、韩爌等辅臣坐镇，邹元标、赵南星、高攀龙也官居高位，还有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等著名喷子担任言官，形成所谓“众正临朝”的碾压局。哪怕皇帝再怎么吹黑哨，魏忠贤再怎么心狠手辣，实际上也扑腾不起多大的水花。

直到天启三年（1623年），魏公公使出吃奶的劲儿把亲信魏广微塞进了内阁，同时利用东林党人在熊廷弼案中的低级失误将其大规模的撵出中枢，这才初步奠定了他在军国大事中说一不二的权威。此后，魏忠贤又通过培植亲信、排斥异己的办法，不断扩大权势，才成为我们熟知的那个“九千岁”。

所以说他专擅朝政到一命呜呼，其实满打满算也不到五年的时间。

区区五年，就算魏公公毫不利己、一心奉公，在晚明那个底儿都要烧穿了的破锅里，又能炒出几盘好菜？

综合各种史料，魏忠贤秉政期间做过的“好人好事”主要就这么三件——

其一是对辽东战事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宁远大捷后，魏公公慧眼独具，大力表彰了违令出击、血战有功的满桂、赵率教等将领，处分了避战不出的袁崇焕。同时对总是跟他作对、与东林党人关系密切的毛文龙不予理会，被视为其公心大于私利的证据。

要知道此时的袁督师立场已日益倾向阉党，每次给皇帝上书不先大拍特拍下魏公公的马屁，简直就说都不会话了。甚至厚颜无耻的说出“臣今春宁远之战，则厂臣（魏忠贤）之所谋也”（《明熹宗都察院实录·天启六年》）这种话来，让魏公公听了都脸红。不仅如此，袁崇焕还挪用军费在宁远等地给魏忠贤修生祠，简直比亲儿子都孝顺。

结果却是被魏公公大公无私的给勒令“回籍调理”了。

其二就是任用了赵南星、孙承宗及袁可立等直臣、能臣。这其中有东林党的领袖、中坚，也有思想上的倾向者，特点是普遍很有能力，所以魏忠贤为了边关大事一度容忍了他们。直到朱由校临死前朝中矛盾激化、政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时，才将其统统罢黜。这也被许多人视为其有奉公之心，不可因其过而一概否定其能的证据之一。

其三就是魏忠贤也搞了些德政。比如两浙受灾时免除了一些苛捐杂税，通过赐予几百名太监宫中骑马特权的名义，向其征集马匹以补充辽东前线的损失等等。

好人好事基本就这些了，剩下的就都是坏人坏事了。

该怎么评价？仅就以上事例而言，可以说心可能是好的，但路走偏了，所以结果只能是驴唇不对马嘴。

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反复重申一个观点，那就是明朝的外部环境在历朝历代中是最好的，而且没有之一。

秦汉始终面临着匈奴这个心腹大患的威胁，最严重时连皇帝的行宫都被抢被烧，长安城头警钟长鸣。后来东汉好不容易把匈奴降服了，又有鲜卑、羌、乌桓等族为患，令帝国的伤口始终在流血，活活把国力给拖垮了。隋唐则是四面皆敌——突厥、高勾骊、吐谷浑、南诏、回纥乃至位于东南亚的林邑，哪个都不省心。更何况还有个在当时的生产力和技术条件下几乎无解的吐蕃，让这三百多年间的边关几乎无日不战。至于宋朝，那更是遭遇了地狱级难度的副本。契丹、党项、女真、蒙古这四个对手，随便拿出一个扔到哪朝哪代都能让人头大如斗，结果都让宋人给一招儿全赶上了。而且还是连轴转，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场更比一场强……所以说宋朝就是活活被外患耗死的，也不为过。

至于清朝，则遭遇了自十三世纪的成吉思汗时代之后的最强蒙古——准噶尔。康雍乾耗三代之力、七十年之功好不容易把这个祸害给摆平了，还没来得及喘上口大气，又迎头撞上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直接天崩。

唯有明朝，朱老板的屁股沾上那张龙椅的时候，放眼四顾，四野八荒里除了小卡拉米，能跟他比划两下的只有刚刚被撵回到塞北老家去的蒙古人。而且还是在中原的花花世界里彻底养废了的蒙古人，废到了什么程度？一百多年前他们的老祖宗能融合东西方最先进的技术在军事装备上碾压中原的汉人，一百多年后当他们再次回到草原时，居然连铁锅都不会打造了——如果明朝不卖锅，蒙古人就只能把装满水的皮囊架在火上烤，然后吃半生不熟的肉。

这样的蒙古人，早就没有雄心壮志，只热衷于蝇头小利。所以也先都把北京给围上了，还有朱祁镇当人质，但他最大的愿望，居然是拿这个大明天子换回一些财货，妥妥的绑匪心态。后来俺达又把北京围了一次，但他的想法也不是把朱厚熜抓起来改朝换代，还是能抢一波就心满意足了，连也先都不如。

要是铁木真地下有知，估计都能把棺材板给挠豁喽。

所以别看蒙古人始终闹腾得挺欢，但就是癣疥之疾。那满洲人呢？肯定比蒙古人强点，起码心气还是有的，但能闹出多大的场面？要不是天降活菩萨吴三桂，信不信他们熬到溥仪那一辈都攻不破山海关？

那为啥在天启年间，或者说魏忠贤主政期间辽东的形势就比较平稳？原因很简单，就是他赶上了好时候。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号召誓师伐明，然后就一路如砍瓜切菜般地攻城略地。直到在八年后的宁远（今辽宁兴城）城下，对明从无一败的满洲人头一次被这座坚城撞得头破血流，被大炮轰得人仰马翻，不得不黯然退兵。据说努尔哈赤就是在此战中被明军的大炮所伤，缠绵病榻后不治身亡。

事实上自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沈阳、辽阳之后，对明攻势就已趋缓。尤其是天启二年打下广宁（今辽宁北镇）、锦州等重镇要地后，并未占为己有，而是抢了一波就撤军东归了。这其中固然有蒙古问题需要处理、新占土地需要消化等因素，但更大的原因在于，努尔哈赤很清醒的认识到，即便他能拿下整条辽西走廊，但还是拿山海关没辙。

为啥？此前他能屡战屡胜，是因为辽东广阔，明军需要照顾的坛坛罐罐太多，无法集中兵力。而满洲人没包袱，总能合全力攻其一点，自然就赢得很容易。可现在明军该丢的不该丢的都丢干净了，就剩下条辽西走廊和山海关。辽西走廊长不过三百多里，最宽处几十里，最窄处仅数里，兵力很难展开，更是几乎无法机动。在这种情况下，满洲人想战而胜之，只能一座坚城一座坚城的去啃，损失肯定轻不了。

就算满洲人战斗力更强，可以跟明军一换二甚至一换几，可问题是整个满洲才有多少人？满打满算不过五万出头，根本承受不起这样的消耗战。所以宁远战败后直到崇祯初年，努尔哈赤和继任的皇太极基本上停止了对于宁锦一线的攻略，而是将矛头转向了辽南、朝鲜以及蒙古各部，继续打容易仗、便宜仗，提前四百年就学会了搞“嬴学”。

所以辽东无战事，魏忠贤固然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并非关键，就是命好。

要是把他扔到万历末年去掌权，萨尔浒一样会惨败，沈阳、辽阳一样会失守，一样的卵用没有。

所以就算魏忠贤把辽东防线弄得再固若金汤，哪怕打出十次八次的大捷，大明照样没救。因为最后掀翻这个王朝的，压根就不是建贼，而是闯逆。

为啥会冒出这个闯逆？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还在于财政。

所以要是真想救大明，他该干的是什么，还用问吗？

就在魏公公飞黄腾达的五十年前，那位敢号称“吾非相，是摄也”、牛逼程度不亚于九千岁的万历首辅张居正，已经给他上了一堂生动的示范课。

政治上推行考成法，明确官员职责，设立文簿登记，裁汰贪废，吏治焕然一新；军事上与蒙古议和互市，调李成梁、戚继光等名将镇守边防，“九边”迎来久违的太平；经济上强推一条鞭法，清丈土地，缓解财政压力。

到张居正去世时，国库从能饿死老鼠到存银达千余万两，太仓积粟可支十年。可以说朱翊钧能当几十年的太平皇帝，还玩得起三大征这样巨费钱的游戏，全靠吃他张师傅攒下的老本。

所以有人说张居正至少替大明续命了五十年，我是非常认同的。

因为朱翊钧在位期间大肆外遣宦官充任矿监税使，疯狂搜刮民脂民膏，这就导致哪怕大明朝在两个月内连续挂掉两个皇帝，办丧事、修陵寝、举办登基大典等开支直接飞出天际。但根据《实录》等史料记载，至朱由校登基时内库及太仓存银仍有两千万两之巨，足以应付日常开销。

但天启初年努尔哈赤对宁锦防线的连续进攻，致使军费开支打着滚的往上翻。天启二年朝廷内外库的收入合计还有497万两，支出593万两，开始出现赤字；天启三年收入猛增到791万两，为啥？因为前线吃紧，所以后方只能拼命加派辽饷，但远不能满足需要。当年财政各项支出合计1078万两，赤字直接翻了近三倍。

然后魏公公就开始全面接掌军政大权了。

哪怕他再不学无术，但每天耳濡目染的尽是一片哭穷声，也必然会很清楚要想把“九千岁”这个位置站稳，就必须去搞钱，还得搞到钱，而且搞得越多越好。

尽管簇拥在魏公公鞍前马后的五虎、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中不乏进士出身的文化人，但想让这个晋身司礼监大貂珰前近乎目不识丁的最终话事人能够理解什么是健康的财政结构，何为合理和可持续性的赋税体系，显然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所以不管这个被称为阉党的政治团体在决策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反正最后执行的还是魏公公最熟悉、也是玩得最溜的那一套。

一个天启年间的太监要搞钱，最熟悉也最喜欢的道道儿是什么？

第一个当然是公公最爱的那份工作——矿监税使嘛。本来朱翊钧搞出来的这个刮地皮的玩意，由于太过于倒行逆施，早在十几年前就在实际上被废止了。现在魏忠贤上台，当然要把矿监税使再搞起来，把成百上千的徒子徒孙撒向全国各地，尤其是富得流油的江南，打着纠查东林等“逆党”的旗号，重新干起了刮地皮的买卖。

再一个，就是把大捞一笔的希望寄托在所谓的“买办银”上。啥叫买办银？其实就是委托商人进行内廷采购。谁都知道内廷采购油水十足，“我大清”的皇上想吃个鸡蛋都得花十两银子，姓朱的想吃也便宜不了多少，所以这种一本万利的生意谁都想做。但想做这票生意，就得先花钱买个皇商的资格，这个钱，就叫买办银。

在魏公公为国敛财的思想指导下，买办银的价格直线上涨。而且收了钱还不办事，要么就是长期拖欠货款，要么就是在收货时故意刁难，把合格的说成不合格，直接罚款甚至监禁。想过关，那就继续加钱吧。

甭管是矿监税使还是买办银，都是一个宦官所能想到的最能发财的主意了。至于这些钱的去处，魏忠贤肯定没少贪，他的徒子徒孙就更不用指望。但我们的魏公公毕竟还是一心奉公、为大明的前途殚精竭虑的嘛，所以最终送进国库的，肯定比当年糊弄朱翊钧时的情况要好得多。

那么魏公公努力搞钱的效果如何呢？答案是天启初年（1621~1623年）文官治政期间，太仓年入在500~750万两，虽然这一阶段因辽东前线吃紧导致军费暴增，但在拿内库补窟窿的前提下还勉强能撑得住；到了魏忠贤秉政以后，太仓年入便骤降到300~400万两，哪怕此时辽东军费支出有所下降，但年缺口仍达到500万两左右，不得不加大搬空内库的速度；到天启七年魏忠贤倒台时，明廷的财政状况已经恶化到近乎无可救药，内库存银仅剩不足300万两，拖欠包括辽东在内的各边镇的军饷倒是达到了780万两之巨，相当于两年的例银，基本不存在补发的可能性。为此，朱由校即便已经病入膏肓，还得爬起来嘱咐魏忠贤“以后急需,不得专靠内帑”。

这就是魏公公当家五年的结果，直接奉送给朱由检一个天崩开局——换成你我是这位崇祯帝，想不想把魏忠贤千刀万剐？

当然也不能说魏公公秉政五年就啥正事都没干。他干得最多、最卖力的唯一一件正事，就是死磕东林党。

问大家个问题——阉党和东林党，哪个更操蛋？

这个问题哪怕放在今天，也会引起争论。但在当年，起码从朱由校的角度来看，当然是东林党看上去更加面目可憎。

而魏忠贤以及由他一手拉扯起来的阉党，就是朱由校因此而放出去咬人的一条狗。

事实上在明朝276年的历史中，一旦朱家皇帝感觉自身的权威受到了威胁，除非本人够强或够自负，否则第一反应无不是放条狗出去咬人。

开国二祖当然够强，自己就能咔咔一顿杀，自然轮不到宦官当中间商赚差价；朱厚熜和朱翊钧这祖孙俩虽然拳头不够硬，但心够黑，所以自己也能在大体上把事情摆弄明白；朱佑樘、朱载坖这俩老朱家的异类恨不能跟文官合穿一条裤子，所以犯不上打擂台；至于朱由检，本事极其拉胯却自以为强爷胜祖，一门心思中兴大明，哪肯假于人手？所以公公们在他手底下也嚣张不起来。

剩下的除了短命的，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养狗的好手。

朱瞻基首创内书堂，成为大明培养宦官的“黄埔军校”，并很快就在他儿子任上结出了丰硕的成果——王振、曹吉祥无不是当年的风云人物，甚至可以说改变了历史的走向，堪称大明公公届的绝对翘楚级别的人物。

汪直是成化年间的“狗王”，在协助朱见深铲除三杨政治遗产的过程中出了大力，也因此成了文官的眼中钉。当内阁大学士商辂、万安、刘珝等集体逼宫，要求重惩汪直时，朱见深愉快的嘲讽道“一内竖辄危天下乎”《明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汪直用事》？

你们文官不是最牛逼吗，怎么就被朕养的一只狗给咬破防了？

后来虽然因为压力太大，朱见深不得不裁撤西厂，文官自以为赢了一局，一时间“中外大悦”。谁知这是朱见深的引蛇出洞之计，眼见各种牛鬼蛇神都蹦跶出来了，他立即下令复设西厂，任由汪直大肆报复。最终大学士商辂被罢免，兵部尚书项忠削职为民，左都御史李宾、刑部尚书董方等数十名九卿以上的官员被撵出京城，文官势力大减，再也不敢成天在皇帝面前嘚啵嘚了。

不过大明公公最露脸的时刻，还要数正德年间刘瑾掌权的那几年，甚至可以说连魏忠贤遇到了也得退避三舍。

毕竟你九千岁跟万岁可是质的差别，可谁敢说立皇帝就不是皇帝？

但朱厚照在位十六年，刘公公为啥只得意了五年多就垮台了，而且还落得了个被凌迟处死的凄惨下场？

原因很简单——作为皇帝放出来的一条狗，你贪污聚敛、结党营私、排斥异己，甚至当个九千岁或立皇帝，其实都无所谓。毕竟大明的宦官跟汉唐的前辈不一样，朱家皇帝想搞他们，统统可以“片纸中出而夜就缚”，无一例外。

但作为一条狗，无论刘公公还是魏公公都必须搞清楚主人养你的目的是什么。是革除弊政、中兴大明？从来不是。就算大明眼瞅着就亡国了，要力挽狂澜也轮不到个胯下少了二两肉的宦官——无论皇帝和大臣之间有多大的矛盾，但都能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也是无一例外。

把这条狗放出来，唯一的目的就是咬人，咬一切姓朱的主人需要他去咬的人。

刘瑾就是没搞明白这件事。当然这不耽误他恶事做尽：

“瑾权擅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勋戚以下，莫敢钧礼，每私谒，相率跪拜。章奏先具红揭投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皆称刘太监而不名。”（《明史·卷三百四·列传第一百九十二》）

当然这点破事朱厚照可以不在乎。但让他无法容忍的，是这厮给自己捞尽好处的同时，不好好去咬人，居然异想天开的想像商鞅、王安石一样名垂青史，具体说就是要变法。

而且人家的执行力还超强，一出手就搞出了变法八十五条，其中“吏部二十四事，户部三十余事，兵部十八事，工部十三事”。而且还不是瞎搞，可以说刀刀砍在了大明治政的痛处。

比如整顿吏治，就发明了个“罚米例”，建立不定期的官员政绩考察机制，对不称职以及懒政怠政的官员予以惩处。而且执行的特别严，效果还特别的好，连刘宪、杨一清等所谓的能臣在刘瑾的考核制度下都漏了馅，惨遭罚款。

后来张居正改革搞的那个考成法，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就侵犯了刘公公的知识产权，可惜没人替他说理。

再如翰林官成天蹲在京城喝喝茶、看看报就能一路躺进内阁这码事，刘公公就觉得特别不合理。于是他颁布法令，把翰林官撵到地方任职，做不出成绩统统回家卖红薯，还想当阁老？

在经济方面，刘瑾执政期间多次降低赋税，减轻农民负担，还整顿盐法，清理了盐课。话说明朝盐商势力很大，与不法官员勾结，侵吞朝廷资产就是家常便饭。刘瑾就派御史查核两浙盐课，追究官员责任、收缴赃款，全部收归国库。

再一个因为出身低，使得他非常了解民间疾苦，所以还在变法措施中加入了“悉逐京师客佣，令寡妇尽嫁，丧不葬者焚之”等让高高在上的官老爷难以想象的条目，引起“朝野哗然”。

凭良心讲，刘瑾变法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可以说精准且高效的剜除了大明这具已经日渐衰败的躯体上的病灶。如果能够坚持贯彻下去，哪怕起不到张居正那样为大明续命的效用，起码在后来被建贼闯逆掐住脖子的时候，也能多出几分挣扎之力。

然而刘公公刚意气风发的变法了没几天，就被他的主子扒皮抽筋然后下锅红烧了。而在其死后，朝廷下达的第一道诏令，就是废除一切新法，“诏悉厘正如旧制”。

看明白了吧？皇帝放狗出去，是让狗咬人，而非搞事。就算刘公公、魏公公们有经天纬地之才、姜尚诸葛之能，哪怕大明眼瞅着就完蛋了，事情也轮不到他们去管。

不懂这个的，看看刘瑾的下场，也就懂了。

所以别说魏忠贤没有救国倾覆、中兴大明的本事，就算有，他也不敢干。

而魏公公能让朱由校那么喜欢和依赖，以至于临死前都要推荐给亲弟弟的原因就俩字，“懂事”——知道什么该干，然后只干该干的事。

什么事？就是往死里整以东林党为首的文官集团。

话说明朝的君臣关系，从来就没和谐过。自打朱老板创业起，特别是江南的士大夫集团就跟他八字不合。原因有很多，比如瞧不起他出身低，比如在明朝失去了蒙古人赋予他们的经济特权，比如严刑峻法、待官刻薄等等。所以朱元璋最初的幕僚团队，比如著名的浙东四先生——刘基（就是刘伯温）、宋濂、章溢、叶琛，就是老朱好话说尽也请不来，最后不得不派兵拿刀架脖子上给绑来的。

明朝立国后，更是有大批的江南名士打着替元朝守节的旗号，宁可自残、饿死、被砍头也不做大明的官，史称“明初文人多不仕”（《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

对此，睚眦必报的朱元璋展开了疯狂的报复。反正不肯做官的砍头，做官做不好的砍头，做好了官爱发牢骚的砍头，把嘴闭上看你不顺眼的继续砍头……不仅如此，朱老板还给大明官员制定了史上最刻薄的薪俸制度，像我经常调侃的一个宋朝七品县令的年薪够老朱家养活八个内阁阁老，还真不是个笑话。

朱元璋之后的历代明帝虽然再没这么狠过，但君臣之间的梁子已经结下，就没那么容易化解。所以双方动不动就互相使绊子，反正只要能让对方不开心，自己就很开心。

双方激烈交锋的高潮，出现在嘉靖朝。文官想通过一场大礼议事件给朱厚熜来个下马威，结果引起了后者的激烈对抗。最后在左顺门外的一片廷杖纷飞中，君臣关系彻底破裂，再也没有了复合的可能。

随之而来的，就是那场席卷了整个东南的嘉靖倭乱——这场战争的实质，就是场内战。所以甭管谁当上了直浙总督，也甭管他是主战还是招抚，结果都是死无葬身之地。为啥？因为名义上是明军打倭寇，实则是朱厚熜与东南官绅的代理人战争。所以东南官绅会弄死主战的，朱厚熜想活剐了招抚的，到头来哪头儿都别想讨到好。

这场战争虽然以隆庆开关告一段落，但实则是性格软弱的朱载坖单方面的妥协退让。所以此举非但没有缓和双方的关系，反倒使得士大夫集团愈发肆无忌惮的侵凌君权。朱翊钧为啥要躲进深宫大内几十年不见人？因为这位万历皇帝既没有他爷爷那般的权谋手段，又不想像他爹那样妥协退让，所以只好用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的方式，试图拖延和打断文官夺占皇权的进程。

可在万历末年还是爆发了明宫三案，忍无可忍又无计可施的朱由校只好祭出了祖宗压箱底的绝活儿。

开门，放狗吧。

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誓师伐明，崇祯四年（1631年）李自成在米脂号召饥民起义，建贼闯逆开始内外交攻，正式掀开了大明亡国的序幕。

但从朱翊钧到朱由检，都不会认为这是什么心腹大患。事实也是如此——如果大明能够上下同心，起码江南能按照规定每年往京师漕运四百万石粮食，建贼闯逆再怎么能折腾，也动摇不了大明的国本。

所以要攘外，还是必先安内呀！

魏忠贤，就是朱由校推出来充当这一角色的人选。

但宦官，因为无可避免的生理缺陷难免导致性格扭曲，除了普遍的道德水平低下外，格局和见识普遍差强人意。像刘瑾那样像模像样搞变法的，堪称凤毛麟角，而魏忠贤，显然连刘公公都不如。

但魏公公的好处就是听话。主子放他出来咬人，他就往死里咬，那股子疯劲一上来说不定连他自己都怕。

可问题是，此时大明的君臣关系已经不是靠强力镇压就能摆平的了。

就像清朝立国之后，一直强力压制汉族，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以保证满洲人的利益和统治地位。但到了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国力的下降，再加上八旗子弟的普遍堕落，这套祖传的把戏再也玩不下去了。这时弘历就非常理智的接受了现实，向汉族士大夫做出了极大的妥协和让步，由此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可以说嘉道之后清朝能勉强维持社会稳定，在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还能苟延残喘几十年，全拜以曾李张左等汉族士大夫所赐。

在万历天启交汇这个时间点上，其实与乾隆末年一样，都到了祖宗成法不得不变的时候了。

朱元璋杀杀杀，朱棣抓抓抓，朱祁镇、朱见深和朱厚照们也可以随便开门放狗，那是因为当时大明的国势要么如日中天，要么即便走下坡路了也还能刹得住车。所以无论他们怎么折腾大臣，后者都得忍着，因为大势不可违，小胳膊说什么也拧不过大腿。

可自嘉隆万以来，大明衰落的势头越来越快，越来越无可阻挡。偏偏朱厚熜和朱翊钧做得太绝，彻底惹毛了江南士绅，都“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寅》）了。到万历年间为抗议矿监税使，江南动辄抗税，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江南已经在经济上独立，算不上老朱家的地盘了。

对此，连朱厚熜和朱翊钧都没有办法，虽然未必是文盲但肯定没受过完整的帝王教育的朱由校，又能怎么办？

其实正确且理智的做法，就是像弘历那样，想办法与对方和解。虽然未必能成，即便成功也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但在亡国的风险面前，就非常值得了。

只可惜朱由校太年轻，肯定做不到像快八十了的弘历那样老谋深算，所以他还是选择了放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