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女一战定国运

多年以后，辽人回想起宋太宗乘驴车狂奔的场面，会发现自己打赢了一场影响国运的战役。

公元979年，割据山西的北汉政权为宋所灭，宋辽之间在云州（今山西大同）一带失去缓冲地区。

仔细读这段历史会发现，此战，辽朝一度处于被动的局面。

北汉长期臣服于辽，“凡举事必禀契丹”。北汉灭亡前夕，辽朝提供粮食和战马相助，得知宋太宗北伐后，辽朝一开始试图通过谈判的手段来阻止宋攻北汉，但宋朝的态度很强硬。之后，辽朝派去支援北汉的军队，也在太原以北的石岭关被宋军击溃。

宋军攻下太原后，乘胜攻辽，意图一举攻下辽南京（今北京），收复幽州。

此时，辽丢了“小弟”北汉，幽州被围，而从整个辽国来看，经过半个多世纪来的长期战争，辽境内国困民穷，士气低迷，如果幽州再失，可能就要被赶回老家了。

高梁河之战前，双方的胜算基本上是“五五开”。但在这场关键战役中，辽军在耶律沙、耶律休哥等将帅的带领下，先败后胜，在幽州城外乘夜击败宋军，并一直追到涿州城下。宋太宗赵光义战败后，一路南逃，先骑快马，再换驴车，大腿上还中了两箭。

经此一战，辽赢得了喘息之机。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辽的国力只能自守。当年九月，为了巩固胜果，辽景宗派韩匡嗣南下攻宋，却在河北满城遭遇宋军痛击，损兵万余，宋辽再次进入相持阶段。

可见，辽朝想要在与宋朝的博弈之中坐稳江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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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结果来看，宋太宗在对辽的北伐中一败涂地。

979年的宋灭北汉之战，翦除了辽的羽翼，一刀插进幽云十六州腹地，却在高梁河之战功亏一篑；986年的雍熙北伐，宋太宗得知辽圣宗初立、萧太后掌权，以为辽朝母寡子弱，派三路大军北伐，先胜而后败。

经过这两次北伐失利，宋太宗由攻转守，对北边丧失进取之心。

然而，从发兵时机来看，宋太宗的战略并非一无是处，他对辽朝国势的判断，是有一定依据的。

从塞外群酋到华北称雄，契丹人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

契丹族由来已久，自南北朝时长期活跃于北方边境，隋唐时形成部落联盟，后与唐朝时战时和，盛唐时安禄山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主要就是为了抵御契丹、奚等边患。

唐朝衰落灭亡后，中原王朝对契丹彻底失去了控制。

辽神册元年（916），契丹可汗耶律阿保机建立国号，始建年号，完成了从部落联盟到王朝的转变。辽太宗耶律德光在位时期，辽兵力日盛，疆域不断扩大，拥有了南吞幽蓟、左右中原的实力。

这一时期发生的著名事件，便是“儿皇帝”石敬瑭称臣，向契丹割让幽（燕）云十六州。

石敬瑭原本是后唐的河东节度使兼北京留守，与契丹关系紧密。后唐末帝李从珂即位后，对石敬瑭十分忌惮，打算削弱其兵权，将其调离岗位。但石敬瑭不从，于是向契丹称臣借兵，甚至对契丹皇帝“以父礼事之”。契丹助石敬瑭推翻后唐后，辽太宗册封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约为父子之国”。

石敬瑭为表忠心，割让新、武、云、应、朔州之地，加上此前已被契丹占领的十一州，与契丹接壤的十六州之地全部归辽所有，中原失去幽云十六州的屏障，更加无险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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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建立的后晋臣服于契丹，到了石敬瑭的侄子后晋出帝石重贵即位时，不愿再向契丹装孙子，硬气了一把。付出的代价是，契丹发兵南下，于946年直捣汴京（今河南开封），俘虏晋出帝。

晋出帝见到辽兵后，乖乖认怂，自称“孙男”，辽太宗对这“孙子”说：“孙儿但勿忧，管取一吃饭处。”之后，辽太宗将晋出帝降封为“负义侯”，送到建州（今辽宁朝阳），晋出帝在流放中忍辱活了二十多年。

辽太宗进入开封，是契丹人距离统治中原最近的一次。

当时，辽太宗有一统中国的雄心，他身穿中原皇帝的冠服，高坐在开封的宫廷之中，改国号为“大辽”，改元“大同”，派遣契丹人为诸州镇刺史、节度使。他对后晋的大臣们说：“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

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作为一个从少数民族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王朝，辽朝建立之初，大片国土位于塞北苦寒之地，生产能力远不如中原王朝，经过长期征战后，其国力消耗严重。

当初，辽太宗南下攻打后晋时，述律太后就不主张战争，她对大臣们说：“汉儿何得一向眠！自古但闻汉和蕃，未闻蕃和汉。汉儿果能回意，我亦何惜与和。”

结果，辽太宗南下后，虽然打了胜仗，却难以确保军队给养，只能纵容骑兵在中原烧杀掳掠，称为“打草谷”，这激起了中原汉民的强烈反抗，各地起义爆发，辽军无法在中原立足，只好放弃开封北返。

辽太宗撤退前，收回了他之前说的话，改口道：“我不知中国之人难制如此！”这位野心勃勃的契丹帝王反思道：“朕此行有三失：纵兵掠刍粟，一也；括民私财，二也；不遽遣诸节度还镇，三也。”

辽太宗在北归途中病逝，本来想要当中国皇帝的他，却被部下以游牧民族的方式处理身后事，契丹人采用传统的方式，剖开其腹，以盐填充，中原人戏称之为“帝羓”。

后晋灭亡后，五代中的另外两个朝代后汉、后周先后登场，与辽并立。

这一时期，辽的军事力量没有增长，反而由于长久以来的征战以及帝位的动荡（辽世宗、辽穆宗皆遇弑而亡），国力空虚，出现衰退。尤其是后周时，周世宗柴荣志在北伐，收复幽云十六州，他发兵攻辽，连破数州，差点儿直取幽州，却在北伐形势大好时突发疾病去世。

宋朝建立后，辽朝国力尚未恢复，既无力南征，也保不住北汉这个“小弟”，处于政局不稳的阴霾中，这才有了宋太宗北伐的时代背景。

击退宋军的强大攻势后，辽朝迎来逆转国运的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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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宋太宗两次北伐时，坐镇辽朝中央指挥的是一名女中豪杰——萧绰，也就是杨家将故事中萧太后的历史原型。

萧绰是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由于辽景宗常年卧病，朝中大事多由皇后做主。史书说，“刑赏政事，用兵追讨，皆萧皇后决之，辽景宗拱手于床榻而已”。萧皇后辅政一段时间后，辽景宗都想办理提前退休了，他下诏，称今后皇后之言，写为“朕暨予”，并“著为定式”，即确立了萧绰摄政的地位，宫中二圣并尊。

这剧情，看起来有点熟悉。萧绰虽是辽人，但一定听说过中原有个叫武则天的老前辈。

辽景宗这人身体不好，却很爱玩，精神稍微好点就迷恋于游猎运动。朝中大臣赶紧上书劝谏道，听说陛下近日畋猎之事频繁，万一哪天从马上摔下来，或者被猛兽所伤，将后悔莫及，况且南方还有强敌（宋朝）伺机而动，如果听说陛下整天在组织多人运动，他们恐怕又要兴兵北进了。

辽景宗不听，后来果然劳累过度，于乾亨四年（982）病死在了出猎途中，年仅35岁。承天太后萧绰正式接收了亡夫的政治遗产，将11岁的长子耶律隆绪（即辽圣宗）扶上皇位，由此开始了长达27年临朝称制的生涯。

摆在萧太后面前的棘手问题，是如何在与宋朝的国力竞争中取胜。

次年，枢密使兼北府宰相室昉呈上一篇《尚书·无逸》，劝谏萧太后推行善政。史载，萧太后“闻而嘉奖”。

史书中短短一句话，隐含了当时辽朝政治的细节。

室昉是什么人？一个在幽州长大的契丹人，他从小爱好儒学，闭门读书二十年，没几个邻居认识他，后来考中进士，进入官场，政治轨迹和辽朝初年那些征战四方的契丹贵族截然不同。

室昉任职的北府宰相，则是南北面官制的产物，辽朝前期，朝廷“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分别设置北面官和南面官，北面官管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官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这种双规制度体现了契丹和中原政治文化的隔阂，后来，随着民族融合，南北面官趋于统一。

从室昉这次上书的行为，可看到契丹人对中原文化的吸收。室昉所献的《尚书·无逸》是儒家经典中的名篇，讲的是周公辅佐周成王，使周王朝逐渐稳固，周成王长大后，周公还政成王，作《无逸》，提出“君子所，其无逸”，希望侄子“知稼穑之艰难”，不要好逸恶劳。

萧太后也是文化人，知道室昉以周公、成王来比喻她和儿子辽圣宗，并且劝她推行休养生息的德政，自然要好好夸奖室昉。

在萧太后的影响下，出身于游牧民族的辽圣宗以中原王朝的君主自居，他从小“喜书翰，十岁能诗，即长，精射法，晓音律，好绘画”，他仰慕前代的明君唐太宗、唐玄宗，还把宋朝皇帝当作学习对象。辽圣宗曾对大臣们说：“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远则唐太宗，次则后唐明宗，近则今宋太祖、太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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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萧太后摄政期间，仿照中原的政治文化，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辽初，契丹每次征伐，都要掳掠大量人口，或将掠夺来的人口当作奴隶分给诸宫帐，或将所掠的州县、人口编为“头下军州”，这些地盘归王公贵戚所有，可建堡寨，安置奴隶和部曲，拥有一定独立性，赋税一部分交国家，一部分交头下领主。那时候，汉人南逃的现象十分严重，辽朝统治者甚至将掳掠的汉人“以长绳连头系之于木”。

这些制度是部落时期的遗留，显然已经out了。

萧太后为加强中央集权，不断削弱这些贵族大臣的权力，下令州县官吏必须听令朝廷。

另外，她还下诏，奴隶犯法，主人不得擅杀，全部交由官府处理；她对蕃汉法律不平等的现象也进行了改革，辽初契丹人殴打汉人致死，只需赔偿牛马，萧太后却规定，以后无论契丹、汉人，“一以汉法论”。有一次，一个叫耶律勃古哲的契丹贵族知法犯法，残害百姓，萧太后得知后严格执法，命人调查，依法以“大杖决之”，把这个契丹贵族打得皮开肉绽。

更进一步的改革措施是解放奴隶。

辽统和七年（989），萧太后下诏，对新掳掠的奴隶“给官钱赎之”。次年，她又设定霸、保和、宣化等七个县，来安置那些从奴籍脱离的平民。农民回归土地，有利于发展生产。辽初经济以畜牧业为主，这也是当时经济脆弱的原因之一，萧太后执政期间，大力鼓励耕织，她对部分州县开垦荒地的百姓“免赋役十年”，并且提供耕牛、谷物种子。

到了统和十三年（995），萧太后再次下诏，“诸道民户应历（辽穆宗年号，951年-969年）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部曲和奴隶类似，也是受豪强控制的人口，萧太后规定，近四十年来被胁迫做部曲的人一律恢复为州县籍，这一大批人口得以解放，归官府管理，满足朝廷对赋税、劳役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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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太后重农恤民，以仁政对待汉地百姓，对于汉人出身的官吏则“惟在得人”，大力提拔人才。辽朝官员马保忠提出一个观点：“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萧太后时代推行的，就是明君、贤臣共治天下的儒道。

辽初，对汉人官吏进行严密的监视和打压，“凡军国大事，汉人不预”，并采用南北面官制，因俗而制，这种统治手段不利于民族融合。萧太后掌权时期，一方面消除蕃汉界限，对汉人官员委以重任，另一方面实行科举取士，培养汉人官僚队伍。

萧太后的“老相好”韩德让就是汉人。

韩氏一族原本是蓟州玉田一带（今属河北）的汉人，后来被虏为奴隶，韩德让的祖父韩知古、父亲韩匡嗣从“宫分人”（私奴）的身份起家，逐渐受到辽廷重用，身居高位。韩匡嗣本来要和契丹重臣萧思温结为亲家，他的儿子韩德让和萧思温的女儿萧绰订立过婚约，但这对青年才俊没能顺利成婚，因为萧绰被辽景宗看上，选为贵妃，随即册立为皇后。

辽景宗死时，萧太后还不到30岁，很快和韩德让旧情复燃。当然，这段再续前缘的爱情，带有政治交易的成分。韩德让当时任南院枢密使，掌握了一支军队，在得知辽景宗病危时，他迅速率军前往护卫，以防心怀异志的宗室伺机起事。

危急时刻，萧太后抱着年少的皇帝，哭着对分别掌管北、南枢密院的耶律斜轸和韩德让说：“母寡子弱，族属雄强，边防未靖，奈何？”

耶律斜轸和韩德让见状，立马拍胸脯保证，说，您相信我俩，何虑之有！于是，萧太后命耶律斜轸、韩德让出面主持朝中军政大局，防止宗室作乱，成功掌控了局面。

此后，汉人出身的韩德让作为萧太后的重臣兼情人，连起居饮食都形影不离。萧太后常以商议军政大事为由，出入韩德让帐中，并任命他为“大丞相”，位极人臣。《乘轺录》载，萧太后对韩德让说：“我少女时曾许配给你，愿谐旧好，现在幼主当国，你就把他当自己的孩子吧。”

韩德让不是个吃软饭的，在任期间尽心辅佐萧太后，和室昉、耶律斜轸等“相友善，同心辅政，整析蠹弊，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朝无异议”，堪称国之栋梁。

另一类得到重用的汉人官吏，是宋降辽人员。

萧太后曾下诏，“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诸道军有勇健者，具以名闻”，也就是从宋人俘虏中选拔人才，纳入辽朝的官僚体系。

统和二十一年（1003）降辽的宋郓州刺史王继忠是典型代表。

在这一年的望都之役中，王继忠被辽军断绝粮草，宋军的其他将领畏葸不前，不敢前去救援，导致王继忠孤军奋战后被俘。辽朝看到王继忠如此骁勇，爱惜其才，将其劝降，又是给官当，又是送老婆，王继忠感激涕零，决定为辽效命。

记住这个人物，他将在后来的澶渊之盟中发挥重要作用。

辽朝对儒道的推崇以及对汉人态度的转变，巩固了其统治基础。

当初，宋太宗北伐时，从幽州城外溃退，幽州的乡亲父老听说宋朝皇帝飙车回家了，都觉得可惜，叹道：“尔不得为汉民，命也！”

自萧太后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缓和了民族矛盾，到辽末，北方汉人的族群意识已经十分淡薄。辽朝的汉人官员王介儒针对宋朝反复宣传的夷狄之分，回怼道：“南朝（指宋朝）每谓燕人思汉。殊不知自割属契丹，已多历岁年。岂无君臣父子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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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说回辽宋的“国运之战”，辽军取胜，并非凭借蛮力，而是靠君臣上下的齐心协力。

高梁河之败七年后，986年，宋太宗借着辽朝主少国疑的时机，发起了雍熙北伐，大军兵分三路浩浩荡荡而来，意欲收复幽云十六州。面对宋军压境，辽朝州郡长官一开始无力抵抗，不是望风而降，就是弃城而走。

萧太后却临危不乱，指挥若定，派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大将率军十余万迎战由宋军名将曹彬、潘美、杨业等领衔的二十万大军。

耶律斜轸是辽朝开国功臣后代，年轻时不事生产，喜交游，是个大侠，名声不佳。后来国丈萧思温跟辽景宗举荐其有“经国才”，耶律大侠才安下心来当官，成了耶律将军，为北院枢密使，他本人还是萧太后的侄女婿。萧太后上位后，对耶律斜轸委以重任，她有两只琥珀杯，每只可盛酒半升，每次赏赐有功大臣，别人只喝一杯，斜轸想喝几杯就喝几杯，“国人荣之”。

耶律休哥也是一位名将，他任南京留守，负责镇守幽州，防备宋军，素有威名。当时宋辽边境的百姓要哄小孩，不让他们哭，就会说别哭了，耶律休哥来了。他这人还出了名的人品好，能打仗，却不争功，“每战胜，让功诸将，故士卒乐为之用”，不打仗时还是个“鸽派”，他见燕地百姓困苦，下令减少赋税，禁止部下进犯宋境，平时有宋人的牛马跑到北边来，他都让人送回去。

祭告祖庙后，萧太后也率领军队亲临前线督战。

此战，辽军先败后胜，发起反击。岐沟关之战，耶律休哥带兵击败了东路曹彬的10万主力军，将数万名宋兵围困于孤城之中，宋军“弃戈甲若丘陵”。

东路军主力溃不成军后，西路军不得不后撤，号称“无敌”的名将杨业，在连下山西诸州后，为接应友军血战于陈家谷，最终因孤立无援，败给耶律斜轸，被俘后绝食而死。

宋军是怎么打这场仗的呢？

宋太宗坚持“将从中御”，打输了还要将士们给他背黑锅。东路军在岐沟关大战惨败后，宋太宗将败将羁押大牢，准备下狱处死，曹彬等元老也遭到贬官。

曹彬实在是太冤了，为人厚重的他原本不愿轻敌冒进，进入涿州后一直与辽军周旋。可其手下诸将却纷纷请战，主张直取燕京，主将曹彬竟“不能制”，冒险进军之后，大败而归。

史称，宋军将领“不遵成算，各骋所见，领十万甲士出塞逼斗”。这本身就是个吊诡的事情。曹彬不得不出兵，是因为中央的指示变了。宋太宗看到北伐进展顺利，企图一战成功，一改“持重而动”的战略，这才有东路军冒进，曹彬“不能制”手下诸将的情况。

曹彬战败后，却主动替皇帝承担了罪责。宋朝史书将罪责全部归于曹彬，实为宋太宗开脱，而宋太宗也毫不客气，说：“为戎人所袭而败，此责在主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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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业之死，也有宋太宗一份责任。

东路军溃败后，杨业向主将潘美建议，应该避辽军锋锐，分兵诱开其主力，在谷口埋伏三千弩手，以此保护军民南撤。可监军王侁反对杨业的声东击西之策，还讥讽他避战畏敌：“你一个率领数万精兵的大将，竟怯懦至此。”

监军是皇帝的代言人，反正领导说的就是对的，不是对的，也能解释成对的。杨业只能血战到底，以报君恩了。这次背黑锅的是主将潘美，他在后世小说中，成了迫害杨家将的奸臣潘仁美。

与宋太宗居中指挥、派监军控制军队的做法相反，萧太后是知人善任，赏罚分明。史书称她“有机谋，善驭左右，大臣多得其死力”。

宋军来势汹汹时，她将举国兵力交给大将耶律休哥等全权统领，针对宋军分兵合击之势，决定先集中兵力抵御曹彬东路主力，再抵挡进攻云州的潘美等。她本人与辽圣宗、韩德让亲临燕京前线督战，还特许将领先斩后奏的“专杀”之权，以此统一军前号令。

由此，萧太后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并对宋军展开了歼灭性打击。辽军大胜后，萧太后人狠话不多，在当年冬天发兵南下，甚至深入宋境几百里，迫使宋太宗放弃了收复幽云十六州的念头。之后短短四年间，辽军以消灭宋军有生力量为战略目标，致使宋朝“沿边疮痍之卒不满万”。

史书说，“岐沟之蹶，终宋不振”。

5

宋辽的攻守之势再度转变后，辽朝可能会陷入和此前一样的“陷阱”，在与中原的反复拉扯中连年征战，空耗国力。

但这一次，富有远见的萧太后没有让历史重复相同的轨迹，她决定再发动一场战争，来结束宋辽之间剑拔弩张的局面。

辽统和二十二年（1004），萧太后和辽圣宗亲率二十万大军南下，进抵澶州（今河南濮阳）。辽军名义上是要夺回当初被周世宗带兵收复的关南地（瓦桥、益津 、淤口三关以南的地区），但有学者分析称，辽朝此次南下是为了“以战迫和”。

此时，宋朝在位的皇帝是宋太宗之子宋真宗。听说辽军大举进犯，北宋朝廷震动，宋真宗本来想听从大臣建议，跑路逃往四川，只有宰相寇准力排众议，一把拉住了皇帝，劝他御驾亲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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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宋真宗亲征的效果立竿见影，宋军见到皇帝后同仇敌忾，士气大振。

当时，耶律斜轸、耶律休哥等名将已经去世，此次辽军南征的统帅叫萧挞凛。

萧挞凛久经沙场，立功无数，十分轻视宋人，而且为人极度残忍，辽军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命人将毒瓶投入井中，俘虏中15岁以上的男子皆杀之。到达澶州后，骄傲的萧挞凛耀武扬威，亲自到前线勘察地形，结果被宋军埋伏的弩机射中额头，当天就没命了。

辽军统帅毙命，使原本胶着的战况出现了转机。

前面说到的宋朝旧臣王继忠，便在此时登场了。

此前一年，王继忠被俘后投降辽朝。宋真宗和王继忠关系匪浅，真宗未登基时，王继忠就在他的藩邸“打工”。宋真宗不知道这哥们战败后还活着，以为他为国捐躯，还下诏追封，并提拔他四个儿子为官。因此，当王继忠代表辽朝向宋朝递交谈判的国书时，宋真宗大吃一惊，才知道老部下还活着。

这时候，宋辽双方都在密切关注可能达成和平的迹象，王继忠的出现非常及时。

于是，宋朝派出使节曹利用和辽朝谈判。宋真宗对曹利用说：“辽兵南下侵略，就是想要土地、财物，但关南之地归属中国已久，不可割让给辽国，只能许以财物，汉朝当年以玉帛赐给匈奴单于换取和平，有成功的先例。”

曹利用一脸正气地表示，臣如果不能完成任务，绝不会活着回来。

谈判时，萧太后在车上接见了曹利用，车上放一块横板，摆放餐具，邀请曹利用同饮。辽人的态度一开始很强硬，要求宋朝割地求和。萧太后说：“关南之地是后晋献给我朝的，后来被后周夺回，今天应该还给我。”

曹利用回答道：“您说的这些，我大宋并不知道。你们若想要金银玉帛之类来补助军费，我尚且不知道大宋官家是否会同意，若是提出割地的要求，我根本就不敢向官家报告。”

一旁的辽朝官员坐不住了，替萧太后说话：“我们大军南下，为的是收复故地，如果只是带些金银玉帛回去，实在愧对我国百姓。”

当时，宋辽正陷入军事僵持状态，宋军在战场上不落下风，反倒是辽军深入宋境、统帅阵亡，面对的是和当年辽太宗入中原时相似的局面，如果宋军围而攻之，辽军很可能被切断归路。所以，曹利用有底气，坚持拒绝了辽朝的领土要求，并警告说，如果辽人不同意，那就只能继续战争状态。

萧太后选择了让步，双方经过数日谈判后，签订了和约，史称“澶渊之盟”。宋朝每年提供给辽朝银10万两、绢20万匹作为“助军旅之资”，双方按照认真划分的边界（白沟河）戍守，边境解除戒严，增筑城寨，开掘河道，互不侵犯，互称南、北朝，约为兄弟之邦。

宋真宗比辽圣宗年长，此后致书于辽，便称辽圣宗为弟、萧太后为叔母，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此后的宋辽皇帝，比如之后即位的宋仁宗称辽圣宗为叔，辽兴宗即位后，宋仁宗比他年长，又称辽兴宗为弟。

澶渊之盟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宋辽放下干戈，进入长期的和平。

宋朝给辽朝的岁币也不算沉重的负担，有学者统计，宋朝每年送给辽的绢，只是约等于南方一个州的产量，而且岁币中银的大约60%，也会通过平时的贸易回到宋朝手中。

史书有个细节。曹利用谈判完回来时，宋真宗正好在吃饭，不能立即召见他，派个宦官先去问岁币数额，曹利用伸出三个手指。宋真宗听说后，以为是三百万，直呼“太多”，但转念一想，说这就能解决宋辽关系，也还行。等到曹利用前来觐见，说出真实的数字，宋真宗大喜，当即重赏他。

澶渊之盟的影响之一，是宋辽商业贸易的恢复发展。双方在边境的雄州、霸州、安肃军、广信军、朔州、代州等地设立“榷场”，互市贸易，随着宋辽商贸日益频繁，辽境内主要流通的货币都是宋钱。

活跃于澶渊之盟谈判期间的王继忠，没能回到故土，辽人继续留他下来当官。宋真宗也没有责怪这位老朋友，之后每年派使者到辽朝，都要顺便带金器、茶叶、药物等赏赐他，王继忠每次见到使者都会落泪。辽朝认为王继忠有功，对他也很优厚，不仅许以高官厚禄，还赐其国姓“耶律”。

澶渊之盟签订五年后，前后历经两朝、执掌辽朝权柄近四十年的萧太后去世，辽圣宗得知母亲去世后，“哀毁骨立，哭必呕血”。萧太后一手文治，一手武功，给后代留下了坐江山的遗产，辽朝由此进入稳定发展的全盛时期，《辽史》称，“维持二百余年之基，有自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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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澶渊之盟前后的历史来看，正确处理地缘政治是辽朝坐江山的秘诀之一。

这一点，在西夏崛起后再次得到体现。

西夏是党项人建立的政权，兴起于贺兰山下，占据着河西走廊，公元1038年，李元昊正式称帝建国，与宋、辽成鼎足之势。西夏一上来就跟宋朝翻脸，双方战争连年不绝。

双边博弈变成了三边外交。此时，辽朝看出宋朝疲于战事，想要借宋夏关系捞一笔。

辽重熙十一年（1042），辽兴宗耶律宗真派刘六符等为使，致信宋仁宗，信中以周世宗夺取关南地、宋太宗北伐燕蓟等陈年旧事谴责宋朝；还说李元昊与辽有甥舅之亲，宋朝不应该没有事先告知辽朝就兴兵伐夏；另外，辽朝还指责了宋朝在边境增筑工事、添置边军等。

辽兴宗在信中狮子大开口，再次索要瓦桥关南十县地。

辽使刘六符借着主子的余威，在开封口出狂言，进行恫吓，说宋朝在北境修筑的“塘泺”毫无用处，“一苇可航，投棰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

所谓塘泺，是宋军在宋辽边境利用构造凹陷地带修建的大型人工湖泊群，犹如水上长城。宋朝知道，辽人不习水战，可用湖泊构成一道军事屏障，但刘六符态度嚣张，故意借此事进行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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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本来就烦西夏，现在辽人又来搞事，于是命王拱辰起草，复信辽兴宗。

宋仁宗的回信对辽兴宗的几点内容一一进行反驳：当年宋太宗北伐，就是因为你们支援北汉，阻挠我朝统一；关南之事都是后周的事情了，不关我朝的事；至于李元昊，他们家族本来“赐姓称藩，禀朔受禄”，是宋朝的臣子，现在叛乱，理应讨伐；还有宋军在边境的动向，那不过是边臣尽忠职守而已。

随后，宋仁宗又派富弼出使，和辽朝谈判。

这一次会谈对于宋朝来说不是很愉快。

宋使富弼是宰相晏殊的女婿，也是宋朝有名的才子。面对的辽兴宗的诘难，他辩论道，北朝难道忘了宋真宗的大恩大德吗？澶渊之役，如果真宗听从将领的建议，北朝的军队一个也逃不了，而且北朝和中原互通友好，作为人主的您可以独享好处，要是发动战争，君主就要承担祸患，鼓吹战争的大臣不过都是替自己的利益考虑罢了。

辽兴宗觉得富弼说的有道理，之后与他多次交谈，还相约一起打猎，策马并肩而行。辽兴宗不死心，一直想要宋朝的土地，对富弼说，宋朝割了地，双方就能长久和平。

富弼劝说道：“大宋官家曾命我传达：北朝既以得地为荣，南朝必以失地为辱。兄弟之国，岂可使一荣一辱哉！”

经过反复磋商后，辽兴宗决定不再索取土地。但辽朝答应的条件是，要么和辽联姻，派个公主来和亲，要么增加岁币，多给钱。

宋朝无法和辽、西夏同时为敌，也不愿和辽联姻，只好同意在澶渊之盟的基础上，再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以化解外交争端，史称“重熙增币”，也称“庆历增币”（庆历是宋仁宗年号）。

在增币的条款中还有一个细节。

辽兴宗本来要求宋朝对辽输送的岁币称“献”，富弼当面表示反对，认为这是下奉上的用语，不可用于兄弟之邦。之后，辽兴宗又要求称“纳”，富弼仍坚决反对，他引经据典地说：“历史上，只有唐高祖向突厥借用军队、赠送礼物时用过‘献纳’一词，后来，突厥可汗被唐太宗生擒，还有这种礼节吗？”

回朝后，富弼向朝廷告知此事，说：“臣以死拒之，已经打击了辽人的气焰，不用同意这个要求。”可宋朝为了促成和约，还是在书面上用了“纳”字。

辽坐山观虎斗，捡了大便宜。

不过，宋朝也没打算让辽人无功受禄，次年（1043），宋朝希望辽朝出面，劝说李元昊纳款求和。辽兴宗自称可以对李元昊“指麾立定”，派遣大臣出使西夏，在宋夏之间充当调停者。李元昊难以同时和宋、辽为敌，虽颇有怨言，但也只能与宋议和。

至此，宋、辽、西夏形成复杂的三边关系，谁也吃不掉谁。尽管偶有摩擦，但辽朝每年从宋朝获取了数额不菲的岁币，一点儿不吃亏，堪称三方中的大赢家。史载，“至于兴宗，是时承平日久，而宋朝岁币山增而阜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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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这种建立在利益纠纷上的外交关系，终究隐藏着深深的裂痕。多年以后，当女真人起兵反辽，接连击败辽军时，宋朝背弃了和辽的盟约，和女真签订海上之盟，冲着悬崖边缘的辽朝推了一把。

这个兴于征伐、几经盛衰的契丹帝国，在中国北方纵横捭阖，其统治一共延续了209年，极盛时期，辽的疆域东自大海，西至流沙，南越长城，北绝大漠。俄语、希腊语、中古英语以及穆斯林文献，都曾将北中国乃至整个中国称为“契丹”，可见这个王朝在两个多世纪中的影响力之大。

辽，踏着铁蹄风沙而来，最终淹没在历史的滚滚浪潮中。

参考文献：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2011

[宋]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2015

[宋]叶隆礼：《契丹国志》，中华书局，2014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

[元]脱脱：《辽史》，中华书局，1974

[清]厉鹗：《辽史拾遗》，鼎文书局，1973

（德）傅海波，（英）崔瑞德：《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李锡厚，白滨：《辽金西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史卫民：《辽西夏金政治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