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两个扩大内需的观点争论非常激烈：一个是继续加码基础设施产业投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投资于物；另一个是把更多资源直接投向居民收入、社保、育儿、养老领域，尤其向中低收入人群倾斜，即投资于人。
支持“投资于物”的一方，核心依据是过去的成功经验；支持“投资于人”的一方，则认为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变化。当然，这并非非此即彼的二选一，而是政策重心更偏向哪条路线的问题，实操中也需要两者结合推进。
经济学家李迅雷最近在讲演中的一句话，我非常赞同。他说：扩内需必须把重心从“投”转向“消”，才能真正对冲下行风险。
此外，他还提出了扩大内需的解决策略：必须实施一次性、超剂量的转移支付，涵盖育儿、养老、社保补贴等领域，再叠加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毕竟，主力消费人群是中低收入群体，对他们的补贴能否进一步增加？单纯靠以旧换新，似乎仍无法解决消费回落的核心问题。财政转移支付这一块，能不能再进一步发力？比如社保补贴，针对农村养老人口的补贴水平，能不能再提升？目前农村老人月均养老金大概200元，仅为城镇退休职工的1/10不到。
接下来，我具体分析一下他的逻辑，看看是否站得住脚。
先看现实情况：当前消费整体偏弱，这或将成为全年经济的主基调。居民部门在房地产下行周期中，开始明显缩表，直接结果就是防御性储蓄迅速上升，居民存款已突破162万亿元。这一数据也引发了争议，部分经济学家据此认为，居民并非没有消费能力，只是不愿花钱。
基于“居民有消费能力”的判断，对应的解决思路自然大不相同，这也是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基建投资拉动经济的原因。但事实上，居民储蓄高增的核心症结，是收入预期不稳，老百姓选择把钱攥在手里，而非真的“有钱不愿花”。
再说说李迅雷提到的凯恩斯循环，这与居民储蓄高增的现象直接相关。在正常的经济循环中，逻辑是这样的：居民消费→企业销售→企业利润→企业投资→就业和收入提升→居民消费，形成正向闭环。
但现在，这条链条正在反向运转，我们可以一步步拆解：
第一步，居民防御性储蓄上升，消费持续收缩，可选消费减少，大额支出延迟，社零增速明显下滑；
第二步，企业端销售承压，营收增长乏力；
第三步，市场价格持续下行，企业利润进一步缩水——PPI已连续数年为负，GDP平减指数也连续两年多处于负区间；
第四步，企业盈利恶化，投资意愿大幅下滑；
第五步，企业投资减少，就业岗位增长受限，居民收入和就业预期走弱。
最终的结果，就是居民储蓄更高、消费意愿更低，整个经济循环进一步恶化。这就是李迅雷所说的“凯恩斯循环反向运转”，而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已成当务之急。
很多人会问：既然消费不行，难道不更应该靠投资托底吗？
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的需求结构，本身已经高度依赖投资。看几组关键数据：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接近全球最高水平，而最终消费占比则偏低，制成品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已接近10%。
过去十年，在稳增长的目标下，投资被当作最快速、最见效的调控工具，年年加码。但结果却是，新增产能越来越多，而终端需求并未同步扩张，导致市场价格持续走低，企业盈利空间不断缩窄。如果外需再出现波动，过剩产能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在终端需求没有有效修复之前，单纯靠投资托底，本质上是在逆周期“加压”，这一点，过去十年已经得到了验证。
那消费为何修复如此缓慢？李迅雷给出的答案，核心卡在收入和保障两大环节：
第一，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
第二，服务消费占比明显偏低，消费结构仍有较大优化空间；
第三，城乡社保差距悬殊，最直观的对比就是，农村老人月均养老金约200元，仅为城镇退休职工的1/10。在这样的保障水平下，很难要求中低收入群体大胆消费。
而当前的各类促销政策，比如以旧换新，普遍存在剂量偏小、集中度高的问题，且对应的行业本身已接近饱和，政策的边际效应明显下降。数据显示，以旧换新的补贴规模增加了一倍，但社零增速反而有所下滑。回过头来看，补贴的累计规模并不算小，但由于市场已经产生“耐药性”，政策效果反而大打折扣。
用李迅雷的原话说，就是“补贴已经出现耐药性”，这也是他为何呼吁实施“一次性、超剂量转移支付”，并加码中低收入群体社保、养老补贴的核心原因。
对于这两种扩内需的思路，以及李迅雷的观点，大家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