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4日凌晨，上海法租界的窄巷仍亮着昏黄路灯，三五成群的难民握着半截馒头匆忙穿行，街角墙面上贴着“十杀令”的布告，宵禁的枪声不时划破夜空。谁也不知道，几天后的这座城市会见证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营救。
彼时的南京已岌岌可危。4月20日，解放军主力横渡江面；23日，南京易帜，国民政府轰然倒地。孤悬东南的上海，成了国民党最后的门面。汤恩伯、毛森、毛人凤联手，一纸“连坐法”塞住所有嘴巴，“十杀令”笼罩外滩与石库门；学生、工人、民主人士昼伏夜出，白色恐怖像阴霾压在人们心头。
在虹桥路的梧桐树掩映下，一家不大的疗养院里，七十出头的张澜正躺在病床上。他半身不遂，言语缓慢，却仍盯着窗外的方向。这个“川北圣人”见过清末的残阳，也领教过北洋军阀的杀伐，晚年又与蒋介石针锋相对。蒋氏想拉拢他参加所谓“中间路线”，他却公开驳斥：“天下哪有‘中间’，只有人民与反人民。”
病房门口，便衣卫士日夜轮值。医生抬担架都得报批，连家属递进来的报纸也要拆开检查。特务们不是不知道张澜已重病在身，他们只在等待电报里的一个暗号：将他连夜押往黄浦江码头，装船去台湾，或干脆扔进江水。
3月中，李宗仁派人两度来院游说，被张澜冷冷回绝。他们没料到，这位耄耋老者的拒绝，会让他在暗榜上的顺序跃升至“急办”级。到了5月初，毛森下达新的密令：上海只要一天未失守，张澜就不许离开疗养院；一旦危急就地“解决”。将枪口对准病榻，这便是国民党末日的疯狂。
风声漏进了大厅。传言称，房门外的203、204、206三间屋里各住着一位“患者”，可病历上看不到他们的名字。这是稽查处派来的杀手，奉命随时射杀张澜与罗隆基。就在紧张得令人窒息的空气里，5月12日，上海战役打响，炮火声由远及近。没人知道倒下的炮弹落哪一侧，更没人知道何时传来最后一纸杀人令。
真正的转机，来自川军旧将杨虎。早年同为滇军同袍的蒋介石曾称兄道弟，后来嫌杨虎“骄悍难制”，逼他赋闲。抗战中，杨虎与周恩来往来颇密，在北平西山共度风霜，对共产党的民族联合战线颇多认同。五月初，地下党上海工委成员吴克坚携手锦江饭店老板娘董竹君，辗转找到杨虎夫人田淑君求援：“张先生危在旦夕，能否托您夫君出手？”
杨虎只沉吟片刻：“我若救不了张澜，何以为人？”他马上想到稽查处副大队长阎锦文——昔日手下，如今挂着特务头衔，却对他言听计从。阎锦文江湖出身，闯荡过租界，一开口就是“江湖救急，绝不推辞”。
5月24日清晨，阎锦文上班，接到毛人凤秘电：当晚十点前必须把张澜、罗隆基押至十六铺，连夜押送台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阎锦文面色如常，却径直前往稽查处，把守卫张澜病房的三名杀手悄悄调走，换上自己最信得过的潘云龙、庄儒伶。
晚上八点，他策马驱车闯进虹桥疗养院，大门口的岗哨被军装与口令震慑，只得敬礼放行。阎锦文推门而入，声如炸雷：“张澜、罗先生，速即上车，命令到了！”白发苍苍的张澜扶着床沿，抬眼冷冷回答：“要杀便在此地动手！”罗隆基也紧随其后：“何必折腾？”
特务们被喝退以后，阎锦文侧身贴近两位老人，压低声音：“我是自己人，杨先生让我来送你们安全离开。”一句话仿佛惊雷劈开了恐惧，罗隆基仍旧谨慎地追问：“可有凭证？”阎无奈，只能让护士拨通田淑君的电话。那头传来女声：“阎先生是我丈夫派去的，你们跟他走。”
信任总在刀口上建立。几分钟后，病床推开，张澜被搀扶着上了车。阎锦文不敢走延安中路，转入法租界深巷，闪过一队又一队检查哨。被问及车上二人何人，他拍拍方向盘：“我父亲、我哥哥，重病要转院。”半边脸麻木的张澜靠在座椅，双手微颤，嘴角却扬起了一丝倔强的笑。
十字路口骤然探出两盏强光，毛森的追兵来了。阎锦文心一横，猛踩油门，吉普车在湿滑的石板路上甩尾，擦着洋行外墙疾驰。子弹呼啸而过，碎石激起火星。几条弄堂穿过去，前方蟠龙路灰墙蓝瓦忽现，阎猛打方向盘，把车冲进杨公馆侧门，猛按喇叭。
门一开，他几乎当场扣动扳机。院内数十名便衣持冲锋枪环列，一脸戒备。田淑君忙扬声道：“都是咱们的人！”随即冲上前拉住张澜，老泪纵横。那一夜，杨公馆灯火不熄，楼上楼下一片紧张，直到天色将明，外面炮声渐远，大家才敢松口气。
两天后，27日拂晓，解放军的军号在十里洋场回荡。闸北硝烟未散，市民涌上街头挥舞小旗，雀跃如潮。中午时分，陈毅乘吉普抵达蟠龙路，看到张澜时，立正行礼：“张老，上海平了，咱们该去北平了。”张澜轻抚胡须，答声“好”，眼中却盛满泪水。
留沪半月，张澜与罗隆基、史良等十余位民主人士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支持新政协，并筹划北上。6月18日，他们乘火车离沪。车厢里，张澜拄杖而立，对随行人员说：“一路艰险，不负众望，今日方得自由。”一席话，让人沉默良久。
新中国成立后，张澜被推举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5年，已是耄耋之年的他在中南海接见老朋友阎锦文。老先生执其手，反复道：“你救我一命，是救了老百姓的脸面。”彼时的阎锦文，已在上海市公安系统任职，低调得很，碰面时只身着灰布中山装。
转折出现在1984年。年过古稀的阎锦文向全国政协递交了一份简短申请：盼批准列入离休范围。按照政策，他并非中共早期地下党员，难以列入离休序列。文件送至邓颖超案头，邓主席提笔批示：“当年营救张澜、罗隆基事关全局，阎先生贡献卓著。对革命有功者，不可忘。”短短数语，尘埃落定。
不到十日，阎锦文领到离休证和补发待遇。他抿着嘴一笑，说这不是要钱，是求个心安。随后，他受聘为北京市宣武区司法局特邀律师，又到第一机械工业部担任代理律师，协助追回国外欠款设备费数百万元。旧上海的江湖好汉，在新中国找到了新角色。
至于那场惊魂夜，他极少再提。有记者辗转找到他，只换来一句：“真要说功劳，那是张老自己命大，也是那个时代必然。”沉默中，似有历经生死后的淡然。
1972年9月，张澜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治丧委员会名单中，阎锦文的名字排在前列。当灵柩封棺，他默默立正敬礼，随后默默退到人群之后。没有人再记得，当年在虹桥路的暗夜里，是他将枪口调转，换下三名杀手，让“川北圣人”得以走进新中国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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