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解放战争如火如荼，襄樊战役中，蒋介石心腹干将康泽在一场鏖战中被俘。
毛主席知道后非但未予立即处决，反而亲自下令：“派可靠武装，再加脚镣押送。”
毛主席为何如此下令？
1904年，四川安岳，一个平凡的农家小院里诞下了一个名叫康代宾的男孩。
父亲早逝，母亲靠纺织手工勉力支撑家用，清贫的家境磨砺了康代宾的意志，也激起了他渴望出人头地的强烈愿望。
他自小读书就十分刻苦，并且在耳濡目染之下，他逐渐接触到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现实，内心涌动着救国救民的少年情怀。
1924年，他凭借优异成绩和亲友接济，只身南下，考入刚成立不久的黄埔军校第三期。
入学后，他改号为“康泽”，在军校中，康泽表现得尤为突出，并且还十分受老蒋的赞许。
半年以后，老蒋推荐他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
在那里，他时刻谨记老蒋的嘱托，暗中刺探同行学子的政治倾向，将大量反蒋言论秘密记录并回报。
这种极度忠诚让老蒋眼前一亮，也使康泽在国民党体系中的地位迅速攀升。
回国后不久，康泽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育员，旋即转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侍从参谋，步步高升。
1932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抗日呼声高涨，但老蒋却更担忧共产党趁乱崛起。
经过数轮密谈后，“中华民族复兴社”于1932年3月正式成立，老蒋亲任社长，康泽列为十三名核心干事之一。
复兴社的成立，是老蒋对军队与党务双重控制的延伸，而康泽所领导的“别动队”系统，更是该组织中最为阴影的一支。
这个名义上为“青年军政宣传队”的机构，实际上却是负责情报、监控、清剿、暗杀、洗脑的恐怖机器。
1933年秋，康泽在庐山设立国民党南昌行营别动总队，专责“战地政治工作”。
这支部队广收失业黄埔生、退役军人，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却在实际行动中展现出冷酷无情的血腥效率。
其最著名的“战绩”，便是对中央苏区的残酷“清剿”。
康泽奉命南下，协同老蒋部队推进“围剿”，但与正规战斗部队不同，别动队从不正面交火。
他们深入苏区腹地，清查户籍，强制编甲，围捕红军家属，实行连坐政策。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整个赣南、闽西人口锐减数十万，数千名基层干部、赤贫百姓惨死其手，堪称“白色恐怖”的推手。
正是凭借“狠辣有效”，康泽深得老蒋信任。
此后，他历任复兴社书记长、“三青团”组织处处长、国民党军政高层顾问，逐渐成为仅次于戴笠的特务大员，外界称其与戴笠并列“康戴二公”。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结构开始发生微妙调整。
表面上，康泽依旧位列高层，仍然掌控着三青团的组织系统，依旧以“党国干才”自居。
但暗地里，老蒋的目光，已经逐渐从这位昔日的“忠心学生”身上移开。
老蒋有意识地想把回国后的蒋经国培养成接班人，他不想让未来的国民党继续由康泽、戴笠这些“刀口舔血”的特务主导，而是逐步向“家族化”过渡。
康泽突然发现，自己仍然挂着职务的名头，却已经调不动人、使不上劲，并且从那以后逐步远离了核心圈层。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康泽愈发不受重视，堪称被打入冷宫。
1947年底，康泽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驻守襄樊。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次重要的军事任命，甚至可以说是重返一线、手握实权，但其实对没有正面作战经验的康泽来说是一道催命符。
1948年夏，解放军在中原战场节节推进，随着豫东战役打响，襄樊的重要性陡然上升，康泽被迫仓促应战。
面对经验丰富、配合默契的人民解放军，他的指挥短板迅速暴露出来。
更让他绝望的是，每一次向南京发出的求援电报，得到的回应都极为冷淡。
当襄樊外围据点接连失守，老河口、樊城相继告急，康泽终于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彻底抛弃了。
他曾在深夜独坐指挥部，反复翻看老蒋过去写给他的亲笔批示，那些“倚重”“信任”“干才”的字句，此刻显得格外讽刺。
战败近在眼前，康泽开始变得恐惧不已，比起军事失败本身，失败后的清算让他更加恐惧。
他太清楚自己是谁，也太清楚自己曾做过什么，城破的前一夜，康泽几乎没有合眼。
等到解放军突入城内，指挥系统彻底失灵，他决定逃跑。
在副官的掩护下，康泽钻入一处隐蔽的地下碉堡，那里堆满了伤兵和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血腥与火药混杂的气味。
康泽脱下军帽，抹上血迹，将身体蜷缩进尸堆之中，一动不动，他选择了装死。
但是解放军战士在清理战场时还是察觉到了异常，康泽最终被活捉。
当这一消息传到中原野战军司令部，又迅速上报中央时，毛主席在第一时间作出了指示：“派可靠武装，再加脚镣押送。”
这道命令，在当时显得格外特殊，解放军历来优待俘虏，极少使用镣铐，更不会轻易对单一战俘作出如此明确的安全级别要求。
但康泽不同，他不是普通将领，而是国民党特务系统的核心人物，是无数血案的策划者，更是老蒋政权黑暗机器的重要象征。
一旦出现意外，不仅会影响战局舆论，更可能引发连锁政治后果。
但毛主席同样明确另一点:不能杀。
不是因为康泽“罪不至死”，而是因为杀了他，反而失去更大的政治与历史价值，康泽活着，比死去更有意义。
一个曾经站在权力巅峰、深谙国民党内幕的特务头子，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历史证人。
康泽被押送到了北京的功德林，按理来说，他被枪毙三次都不足为过。
可是共产党不仅没有审讯他，也没有对他实施酷刑，反而为他准备了干净的房间和营养的早餐。
这一切让康泽既惊讶又羞愧，但是这并没有真正让他发生转变，他总是冷眼旁观功德林的一切。
但他逐渐发现，身边的战犯，有的曾是老上级，有的曾是老对手，他们都在发生变化。
他亲眼看到曾高高在上的黄维，在读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哽咽落泪，也听到王耀武主动向小组作出深刻自我批评。
有人甚至主动提笔，向老部下、向受害者家属写道歉信，最初，康泽不以为然，觉得他们在作秀。
直到有一天，他病倒了，多年劳累，加上高血压与心脏病复发，他在深夜突发胸痛，被紧急送往医院。
他自己都准备好了遗言，可是却没想到，值班的医生护士竭尽全力地去救护他。
重新睁开眼睛的康泽心里第一次被深深触动，他第一次真正看清了共产党。
从医院回来不久，他做出一个决定:写自省录，这是功德林战犯管理所首次见到“复兴社”骨干人物主动提交书面思想汇报。
他在里面写道：“我康泽，曾一心侍奉蒋，自信是革命骨干，不问是非、不辨正义，只图保位，今坐牢中思之，乃知国家毁于派系之争，人民苦于党阀之祸，我曾为复兴社制定章程，为三青团推行监察制度，自以为是建党之功，今看来，皆为罪恶之源。”
他更在自省录末页写下：“蒋氏之统治，其本不在仁政，而在恐惧，昔日我以恐惧令众，如今众以仁待我，天道轮回，理在其中。”
这份材料被送到上级后，引起高度重视，康泽的态度转变，被认为具有“标志性意义”。
令人意外的是，他写得极为真实，不粉饰，不辩解，在他笔下，戴笠的冷酷、蒋的猜忌、军统与中统的内耗，皆被一一道来。
他甚至写出一句后世广为流传的反思：“我为蒋做事二十年，他骂我一次，我信他一生；共产党救我一命，我恨了半辈子，今思之，愚蠢至极。”
1963年4月9日，他的名字出现在第四批特赦名单中，整整15年，他终于从战犯变成了自由人。
老蒋甚至在一次党务会议上提及康泽：“此人叛而无耻，十年关押，早已变质。”
1967年冬，康泽因病去世，终年63岁。
他的葬礼朴素低调，没有高规格安排，但在悼词中，有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他未必是一位好人，但他终究选择做了一个诚实的人。”
康泽的沉浮人生，仿佛一个浓缩的时代寓言，他从穷乡少年走入权力中枢，又在时代洪流中被裹挟推翻；他曾是冷血特务，却最终在人民的教育下，完成了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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