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银行排队，把一笔到期的定期转成另一笔。柜台小姐问我：“还是三年吗？”我点头。她笑了笑，说利率又降了。我也笑了笑，心里没什么波澜。人到这个年纪，已经不指望钱生钱，只希望它别出事。

电话响了三次我才接。他在那头叫我姐，声音压得很低，好像旁边站着人。他说遇到点麻烦，周转不开，问我能不能帮一把。我没立刻答应，只说回去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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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亲弟弟，小我八岁。从小到大，家里有什么好东西，总是先紧着他。我读书时，父亲说女孩子不用念那么多书；他要买摩托，父亲却能连夜去找人借钱。我那时心里有怨，但也只是怨。后来父母走了，这点怨反倒被时间磨成了一种责任感，好像我不照看他，便是我不对。

晚上他来了我家，带着一袋水果，看起来比上次瘦了些。他坐在沙发边缘，不太自在，说生意被人拖了款，银行那边催得紧。我问要多少。他犹豫了一下，说一个数，正好是我那笔养老钱。

我当时没说话，只去厨房倒水。水壶烧得很慢，咕噜咕噜响。我想起这笔钱，是我这些年一分一分攒下来的。没结婚，没孩子，也没什么大病，钱就是我的底气。我一直以为，这点底气至少能陪我走到老。

可他坐在客厅里，低着头，像小时候犯了错。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之间，或许从来没有真正平等过。

我问他什么时候能还。他说半年，最多半年。我看着他的眼睛，想找一点确定的东西。最后我还是点了头。不是因为信任，是因为我不想在那一刻，成为一个冷酷的姐姐。

钱转出去的那天，他给我发了条消息，说以后一定记得我的好。我看了，没回。记得不记得，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只要把钱还回来就行。

半年过得很快，也很慢。前三个月他偶尔发消息，说事情有进展。我不追问，只回一句“好”。第四个月开始，他不怎么主动联系了。我心里有数，但还抱着一点侥幸。

第六个月，我给他打电话。他接了，却显得有些不耐烦。我问钱的事，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最近确实紧。我说你当初说半年。他叹气，说做生意哪有那么准。

我们约在一家小饭馆见面。他来得很晚，手机一直在响。他点菜时毫不犹豫，都是些贵的。我看着他，忽然觉得陌生。

吃到一半，我再提那笔钱。他放下筷子，说：“姐，你也不缺这点钱吧？你一个人过，花不了多少。”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什么轻轻推了一下，不疼，却彻底站不住了。

原来在他眼里，我这些年的节俭，是理所当然；我的未雨绸缪，不过是多余。我不是借给他一笔钱，我是把自己的退路交给了一个并不认为那是退路的人。

我没有吵，也没有哭。我只是点点头，说知道了。那顿饭我吃得很少，结账时还是我付的钱。他没有客气。

回家的路上，天有点冷。我突然想到，如果有一天我真老了，病了，这笔钱回不来，我该怎么办。这个念头以前从未真正出现过。

后来我没有再催他。不是放弃，是明白了。钱可以慢慢攒，人心一旦看清，就没有必要再修补。

我们依旧逢年过节见面，说些无关痛痒的话。他偶尔提起那笔钱，语气轻描淡写，好像只是生活里的一个小插曲。

对我来说，却不是。

我终于承认，有些亲情，是有尽头的。不是因为钱，是因为那一句话，让我知道，在他的人生计算里，从来没有为我预留位置。

我不再提那笔养老钱，就当它提前替我买了一次教训。代价不小，但至少，我以后不会再误以为，血缘可以替代分寸。

人到中年，最难的不是失去，而是醒得太晚。好在，我还来得及为自己留一点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