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北海公园的湖面还覆着一层薄冰，宋庆龄却已在后海旧居的书房里忙着修改《孙中山全集》序言。那年，她63岁，手边的工资收入是579.5元，属于国家一级编制，不少干部听到这个数字直呼羡慕。

账面风光，并不等于宽裕。熟悉宋庆龄的人都知道，年末对账时，她常常用红笔标出“透支”二字，为了补窟窿，只能提前领取下一月薪水。看似夸张，可账本不会说谎。

原因很简单：她在北京、上海各养一位保姆，照顾生活起居；警卫员张云天早年中风，她便承担了对方两个女儿的全部学费；周边工作人员生老病死，她从不缺席红包或花篮。再加上多年公务往来邮寄礼物、接待国外友人，579.5元被迅速拆得七零八落。

外人不理解，误以为她大手大脚。实际上，宋庆龄衣柜里最常见的，是保姆李燕娥亲手缝制的素色旗袍。到了六十年代，身体发福，原先的衣料紧绷，她宁可在腋下加一条同色布，也不肯多做新衣。王光美无意间发现接缝的小巧思，却从未声张。

家具同样节省。结婚时的梳妆镜，漆面剥落，依旧被她小心擦拭后摆在床头，来访者若非细看，很难察觉那是一件民国旧物。

1975年11月，中央出于关怀，批准给她一次性3万元补助。秘书杜述周写信转达，她仅写八个字便退回：“工资已足，不劳国家。”这份坚持，令人敬佩，却也埋下了日后窘境。

拒绝之后，她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保姆工资、水电开销、社会捐助，一个月就能吞掉大半收入。为了缓冲，她开始打点家里的古董、字画，希望换些现钱。估价结果只有两千元，听完数目，她沉默良久，脸色肉眼可见地暗了下来。

1979年1月31日，杜述周奉命携带1万元补助，从北京飞抵上海淮海路。怕她再拒绝，他在便签上写道：“此款不可退。”宋庆龄抖了抖信封，轻轻说道：“这次就听组织安排吧。”短短一句话，尽显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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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解决燃眉之急的，是同年春天的一封信。叶剑英元帅得知详情后，立即写信给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彭冲，建议财政一次性拨付5万元，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牵头执行。文件落到副秘书长李家炽手里，他当晚赶往宋府。

“钱先放我这儿，需要时支用。”宋庆龄如此吩咐。此后两年，她只动用了一万多，其余仍封存原处。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清点出那叠崭新的人民币，连纸角都未展开。

1981年初，她身染重疾。中央再次批准5万元医疗补助，她在病榻上摆摆手：“别浪费。”最终，这笔钱又原路退回。

宋庆龄一生立下五份遗嘱，中文三份，英文两份，最早的一份交由瑞士银行保管。遗嘱写得极细：藏书全部赠予好友邓广殷；其余现金及贵重物品，按份额分给十名身边工作人员，最多者一万元，最少者五百元。她认为，真正的财富是那些陪伴多年的书籍。

1981年6月4日清晨，专机携宋庆龄骨灰抵达虹桥机场。灵车驶向万国公墓，沿途三公里静默肃立。上午九时五十分，安葬仪式开始，邓颖超、李先念等领导依次献上黄色香石竹。墓位安排在父母墓穴右侧，与长年相伴的保姆李燕娥相平行。宋庆龄曾说，父母在此，她也要在此；保姆在此，她亦愿作伴，这一点，生前就想得透彻。

翻开她的支出簿，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姓名、日期和用途，少见为己多见为人。叶剑英、彭冲那一年送出的5万元，被视作雪中送炭，却也是对一位革命前辈俭朴操守的默默致敬。宋庆龄未必在意数字的大小，她在意的，是国家记得她，也记得那些需要被照拂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