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9月的一个清晨，东京国立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窗外秋雨淅沥。63岁的中西功在病榻上睁开眼，望向灰白色天幕，声线微弱却清晰：“真想再去上海看看。”只有陪护护士听见，她惊讶于这位日本老人临终时惦念的竟是一座中国城市。遗言短短十余字，却浓缩了中西功四十余年跌宕起伏的隐秘生涯──从贫寒少年到情报新星，再到红色特工，他把全部热血洒在了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和守护中国革命的战线上。
时间拨回1910年。那个春天，日本鸟取县的渔村海风凛冽，穷苦木匠中西治三郎迎来了长子。家境逼仄，孩子却聪慧勤学。乡邻议论：这娃或许能闯出一条路。十九岁那年，凭着一纸优异成绩单，中西功被选为公费留学生，目的地是当时远东最繁华的城市——上海。
1929年盛夏，东亚同文书院的船队靠岸吴淞口。学校表面任务是培养“真正懂中国”的日本青年，骨子里却为未来侵华战争储备“文化尖兵”。有意思的是，正是这批被寄望为军国主义先锋的学生，部分最终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原因就在一位中文教师身上：王学文。
王学文名义上教《汉语会话》，暗地里是中共中央上海局情报系统成员。课后，他常用平易近人的语气谈工农问题，谈俄国十月革命，谈反战。这股子新鲜劲儿深深吸引了中西功。课余，两人时常并肩走在霞飞路的法国梧桐下讨论《资本论》。王学文一句话对中西功触动极深：“要反对军国主义，不一定非得拿枪，上好的情报比百发炮弹更管用。”正是这句话，引燃了中西功对隐蔽战线的兴趣。
1930年，中西功和白井行幸等人成立“日支斗争同盟”，组织小而精，却直接受中共中央情报系统领导。印刷反战传单、偷运进步报刊、秘密调研日军部署，他们干得风生水起。日本驻沪领事馆察觉不对，先把中西功投进虹口看守所关了九个月。铁窗并未让他服软，反而让他认清军国主义的残酷本质。禁闭期满，他立刻回到同伴中继续活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留学生圈子哗然。站在大世界门口的霓虹灯下，中西功拉着同伴低声说：“拒绝参战，回国反战。”可海军陆战队对学生抗议不屑一顾。巧妙的是，中西功利用海陆二军的职能矛盾，得到陆军放行，率50余名同学乘船返日。那次长达五天的海上旅程，他结识了《朝日新闻》记者尾崎秀实。两人在甲板促膝长谈世界局势，尾崎暗中观察这位后生，最后只留下一句评价：“素材不错。”谁也未料，两年后，这个素材会成为日本情报界冉冉升起的新星。
1934年秋，得到尾崎推荐，中西功进入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专司华中情报。军方高层很快发现，这个年轻人对中文报刊和中国社会脉络洞若观火，电报加密破译也极快。正因信任，他被派往上海重开情报点。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上海瞬间成为世界间谍的角斗场。对中西功而言，这反而是最理想的舞台——因为他可以名正言顺“回家”。
抵沪次日深夜，法租界霞飞路一间咖啡馆后门悄然开启，中西功与王学文再度握手。任务很直接：搜集日军战略企图、兵力调动、经济情报，直接上报延安。自此，他正式以中共党员身份潜伏日本情报系统，代号“朝二”。
在仅仅三年里，“朝二”发送情报千余条，其中包含日军华北、华中作战计划要点、驻华最高统帅部兵力分布，以及日本对重庆大轰炸的时间窗口。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莫斯科需要最紧迫的消息：日本究竟北上西伯利亚还是南侵东南亚？上海情报线上下都明白，这是决定世界格局的大问号。潘汉年专程从香港赶来交代：“一定要搞准。”中西功沉声应道：“命不要紧，情报必须准。”短短十四字，是他留下的全部对话，随后便独自踏上返日轮船。
东京内务省档案室是军事机密汇总地，守备森严。中西功利用身份调阅南进作战方案，并奔走横滨—名古屋—鹿儿岛，多方印证，最终得出结论：日本选择南下。1941年11月底，他把情报送出，送抵延安，再转莫斯科。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南进路线坐实，苏联得以腾出兵力在莫斯科会战中转危为安。这一幕成为隐蔽战线教科书式的经典案例。
胜利的另一端是风险。1942年春，特高课通过电码比对、资金流向渐锁定“朝二”。6月，中西功在杭州被捕。押赴东京审讯时，讯问官质疑：“你是日本人，为何甘为中共走狗？”他平静回答：“推翻军国主义，不分国籍。”随后日方以通敌罪判处死刑。刑期未及执行，日本战败。1945年9月，美军解开巢鸭监狱铁门，中西功步出阴暗走廊，体重只剩原来一半，却神色坚定。
战后，中西功没有回避身份。他公开撰写《中国革命史》《抗战时期中国的政治》，反思法西斯侵略缘由，呼吁日中友好。书稿在东京出版界引发争议，有人指责他“背叛民族”，也有人开始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值得一提的是，1951年中国抗美援朝战事正酣，他主动上书日共中央，要求组织在日本港口筹集药品转运大连，虽然因美军占领政策未能成行，却彰显了初心不改。
转眼到七十年代初，中西功身患心脏病，屡次入院。医生叮嘱静养，他却坚持把日军战犯审判材料与自己旧日笔记重新分类，希望给中国出版界寄去更翔实的史料。遗憾的是，整理只完成三分之二便病情恶化。9月14日夜，他对看护者轻声交代：“麻烦把这批文件转交周恩来总理，若不能，也请送往北京图书馆。”随后又补上一句——那句流传至今的遗言：“真想再去上海看看。”
消息经香港辗转传入北京，已是不惑之年的上海情报系统旧友感慨良多。王学文早在解放前夕牺牲，潘汉年则因历史原因从公众视野消失。唯一能替他见证岁月的，只剩黄浦江水与早已改名的霞飞路。对于许多老情报人来说，中西功这一生最大的荣誉并非任何勋章，而是毛泽东曾在1944年延安枣园对外事组说的那句话：“日本反战同志的贡献无法估量。”
中西功逝后，他的骨灰按照遗愿撒入日本海。浪潮翻涌，似在回应往昔的信念：国籍可以决定出生，却决定不了立场。半个世纪过去，当年那串代号和密电已尘封，但载入中央档案馆的黑色格里森密码本上，仍完整记录着“朝二”发出的每一次脉冲──它们构成了抗战胜利不可或缺的隐线与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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