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剑兵，退休的法学教授专业领域：法理学、中外法律史
奥卡姆剃刀：以犯罪客体区分罪数
——评周光权《刑法功能主义与打击错误的处理》
昨晚阅读了周光权教授最新作品《》一文，周文就“打击错误(其实是犯罪对象错误)”问题，使用所谓的″刑法功能主义″(有些唬人)进行分析。然而，在肯定其稍有选题价值(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问题)的同时，我认为其论述在方法上过度复杂化，并且从主观故意角度切入属于分析角度不合理。本文将回归犯罪构成的刑法学通说，删繁就简，提出一种或许更为直截了当的全新分析思路。
一、问题核心：从“是否构成”转向“构成几个”
周文旁征博引，展现了"深厚″的理论功底，但将“张三欲杀A却误伤B”这一刑法学中的犯罪对象错误问题使用所谓的功能主义(其实还是刑法教义学的臆造)的进行探讨，导致其观点杂乱无章，言词闪烁不定，故作高深其实没有实用价值，尤其对多数实务工作者及初学者而言，基本看不懂。我认为，运用“奥卡姆剃刀”这一"思维之王"，可以将问题本身先作简化重构：与其反复争辩“张三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不如直接追问“张三在事实上侵害了几个法益，可能成立几个罪”？将问题重构在罪数判断上，或许能拨开周文的理论迷雾，使讨论回归到犯罪认定的基本框架——犯罪客体（法益）的辨识与计数上来。
二、基本方法：以犯罪客体数量进行罪数区分
在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中，犯罪客体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为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一个犯罪行为侵犯一个独立的、为刑法所保护的客体，通常即构成一罪；侵犯数个不同的独立客体，则可能构成数罪。这一标准在分析“打击错误”问题时，具有化繁为简的效用。
试以文中案例分析：
案例一：张三举枪射击仇人李四，子弹未中李四，却击中了偶然路过的王五，致王五死亡。在此，张三的杀人故意支配下的一个开枪行为，在客观上产生了两个危害后果，指向了两个不同的客体：对李四的生命权构成了紧迫危险（未遂），对王五的生命权造成了实际侵害（既遂）。因此，张三的行为侵犯了两个独立的犯罪客体，应评价为两个罪：对李四是故意杀人罪（未遂），对王五是（间接）故意杀人罪（既遂），应数罪并罚。此处，行为人的主观犯意（杀A）是同一的，但客观侵害的客体（A的生命与B的生命）是两个，故罪数为两罪。
案例二：B用砖块击打A头部致其昏迷，误以为A已死亡。为毁尸灭迹，B将A搬运至附近河边抛入水中，最终A溺水身亡。此即所谓“事后行为”或“结果延后实现”的案例。虽然从自然观察上看，存在“击打”与“抛投”两个举动，但这两个举动基于同一个杀人故意，在时间、空间上紧密衔接，服务于同一个犯罪目的（非法剥夺A的生命），并且最终侵害的始终是同一个犯罪客体——A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将“击打”与“抛投”整体评价为“一个连续的杀人行为”，其侵害的犯罪客体是单一的，故应认定为一罪（故意杀人罪既遂）。
三、方法延伸：对行为“连续性”的判断
在运用犯罪客体标准时，有时会引发“行为数量”的争议，即多个自然举动应被视为一个违法行为还是数个不同行为。这尤其在类似于“柳海龙反杀案”的讨论中出现。在该案中，防卫人先有拾刀行为，后有追捅行为。许多人将其分割评价为两个行为。但我认为，在紧迫的不法侵害持续进行的背景下，防卫人基于同一个防卫意思实施的、在时间与空间上具有接续性的系列动作，应被视为“一个连续的防卫行为”。其核心在于，该系列动作自始至终发生在同一个防卫现场，指向的防卫客体（防卫人自身的合法权益）在性质上是统一的。当年我将此观点告知办案机关，办案机关仅过三天就釆纳“一个连续的防卫行为”之观点认定正当防卫，很快平息网上争论，也印证了我观点的正确性。
同样，在“杀人未死，抛‘尸’致死”类案件中，虽然存在前期的砸晕行为为与后期的抛′"尸″行为，但由于行为人从砸人到抛"尸″，始终处于杀人现场之内，侵害的也只是一个犯罪客体，，故仍应使用“一个连续的犯罪行为”，做出构成一罪的裁判。
结语
周光权教授的文章无疑为我们知道″刑法功能主义"这一臆造概念提供了新鲜感。然而，在面对某些传统难题时，回归犯罪构成的基础要素，尤其是以“犯罪客体”的数量作为区分一罪与数罪的简明标尺，并结合我提出的"一个连续行为”观点，或许能提供一条更为清晰、更易操作的路径。刑法理论的精妙固然重要，但若能用“奥卡姆剃刀”剃除不必要的繁文赘语和晦涩词蕖，不要故做高深，并使结论的得出过程更为直白、简明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对于理论与实践的沟通乃至法学知识的传播，亦不失为一种有益的选择。
2026年1月16日，于古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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