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北京的夜风像刀子一样刮过天安门广场，国务院大楼却灯火通明。凌晨一点，邓小平放下手中文件，语气坚定地说：“是时候请老谷回来了。”这一声“老谷”，点燃了一位沉寂多年的副国级干部——谷牧。
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因多重原因停摆，工业设备老旧，外汇储备捉襟见肘。国家要想走出困境，既需要胆识，也需要经验。61岁的谷牧恰好兼具这两点。
他出生于1913年，原名刘家语，少年时代就在私塾里偷偷研读左翼期刊。先生极力贬斥“红色思潮”，反倒让他愈发好奇。18岁，他在胶东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奔走在战火与统战一线。
抗战、解放战争结束后，谷牧留在华东局财政经济小组。济南刚解放时，布票乱飞、铜元失控，他带队清查库存，统一成色，稳定币值。三个月，通胀指数从月增21％降到4％。地方干部感叹：“谷书记像修水坝，把缺口堵死了。”
1952年，谷牧调任上海。那座百废待兴的城市囤积居奇现象严重，原英商纱厂停机六成。谷牧把厂长、工会、银行全叫到办公室，抛下一句：“谁再让设备闲一个小时，谁就下岗，银行同意不给贷款。”硬碰硬之后，生产线重新轰鸣。上海纺织品出货量当年增长48％，为全国换回了急需的外汇。
随后几年，他在国家建委负责基建投资，熟悉了苏联、东欧的工业体系，也敏锐察觉到“完全计划”模式的天花板。1975年初春，谷牧被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这位老将没有任何客套，直接向邓小平请缨：“先出去看看，外国是怎么活的。”
同年4月至11月，他率团考察法国、西德、瑞士、意大利和联合王国。凡是钢铁、电子、造船一线，他必追着对方工程师问参数。笔记本里写满“流程再造”“合资”“差价”。回国后，他呈上近三十万字报告，核心观点只有一句——必须通过对外开放倒逼体制转型。
邓小平看到这份报告，圈了一个红圈，批示：“先行试点，南方合适。”接下来的会议上，谷牧给出更具体方案：在毗邻港澳的广东划出几块“特区”，税率优惠、抽调中央部委审批权、容许外资参股。会场一片沉默，反对声音并不少见。邓小平拍板：“试点先行，不成功算我的。”
得到首肯后，谷牧马不停蹄奔赴广州、蛇口、汕头。每到一地，他都带着厚厚的蓝图向当地干部解释“几免几年”“利润留成”。有人担心政策风险，他只说：“框架都写进文件，别怕，中央兜底。”
最难的不是招商，而是观念。谷牧把省里财办、地委书记、厂长关在小会议室，“闭门训练”五天：什么叫外汇平衡、什么叫折旧、为什么要利润分配三成留区。他用黑板画出两种曲线：一条封闭向下，一条开放向上。第三天，有干部站起来表示愿意试。
1979年8月，蛇口第一根桩基打下；1980年5月，外商乔治·扬签订合资合同；1981年年底，特区工业产值同比增长32％，财政收入反而提高。数据摆在那里，质疑声消散。中央随后批准厦门、汕头、深圳、珠海为经济特区，全国改革大幕由此拉开。
值得一提的是，谷牧始终把“别把广东搞成外企飞地”挂在嘴边。他推动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和技术引进谈判小组，确保特区利润九成以上回流国内产业链。1983年，广东对全国净上缴财政收入比1978年翻了四倍。
从提出试点到初显成效，只有短短四年。邓小平笑着对外宾说：“中国的特区，不是盆景，而是苗圃。”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背后，凝聚着谷牧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胆识与计算。
谷牧2009年逝世，享年96岁。生前很少谈及广东改革，只在接受口述采访时淡淡一句：“那是国家需要，我碰巧合适。”低调如故，锋芒却早已镌刻在那块南国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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