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冬夜，北京化工厂的蒸馏车间灯火通明。十八岁的王海容挽着袖子，把沉重的蒸馏水瓶从一端搬到另一端。夜班工友悄声问她累不累，女孩抹了把额头的汗水，只摇摇头。谁也想不到，三年前，她已在中南海“闯过关”，让毛泽东一句“挺怪”成了家族趣谈。
若把时钟拨回到1952年盛夏，湘潭郊外的稻田正散发泥土气息。外祖父文运昌告诉小海容：“咱们进京见亲戚。”十一岁的她只惦记北京的大苹果，却被提醒先写封信给“毛三爷爷”。字迹稚嫩，内容简单：问好，并讨要一个篮球。信寄出不久，她便与外祖父踏上北上的火车。
八月中旬，他们抵达中南海丰泽园。小姑娘好奇地东张西望，不懂该怎样称呼眼前高个子的亲戚。旁人低声提示：“主席公公。”孩子点点头，却依旧自在地吃点心、摸摆设，毫无拘束。临别，毛泽东笑问：“第一次见面不害怕？”海容抬头反问：“嘛怕你啊？又不会吃人。”一句童言，让客厅里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王海容敢说，是因为家风坦荡。她的父亲王德恒，早在1941年桃花江畔牺牲，时年三十岁。父亲留给女儿的，只有“为国尽责”四字。也因此，1958年高中毕业时，海容放弃走关系上大学，直接进厂当徒工。每月十八元工资、一杯牛奶、一打饭票，她用三年证明：烈士子女不靠特殊化。
徒工岁月枯燥却磨砺人。海容把搬瓶、加班写成《我的经验》一文，寄给《中国青年》。稿件尚未见刊，毛泽东秘书叶子龙突然通知：下午三点一刻，去中南海谈谈。那天，毛泽东仔细给她改稿，又写下八字标题“徒工王波”。老人笑说：“不用真名，省得人家来找你。”海容领会，笔名就此确定。
1960年12月，《中国青年》刊出这篇文章，引起许多工厂青年共鸣。毛泽东在编者按里强调“实践出真知”，但他只字未提与作者的亲戚关系。次年秋天，经本人考试，王海容进入北京师范学院俄语系，自费旁听英语、德语课。有意思的是，她常跑图书馆借哲学书，连助手都说“这姑娘胃口真大”。
课堂之外，她和毛泽东偶有讨论阅读。一次，她吐槽同学迷《红楼梦》。毛泽东笑问：“那书你读过没有？”当得知她“哪一个也不喜欢”时，老人劝：“不读点封建社会的滋味，怎么理解今天？”又提到《圣经》《佛经》《聊斋》，鼓励她把翻译当作“窗子”，而非“绳子”。这些话，后来成为王海容涉猎多语种的动力。
1964年本科毕业，外界以为她会去中学教俄语，结果调令写着“外交部”。当时周恩来总理正布置储备年轻女外交官，王海容算是赶上了风口。她先被送往北京外语学院进修英语，一年后进入礼宾司。一纸调令，看似轻松，其间却需通过外事口语、速记、国际法规等多道考核，她凭实力闯关。
1969年春，因工作表现突出，王海容随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参加政治协商；1971年，她又随黄华团抵联合国总部，亲历中国代表团在大会堂升旗。外电记者好奇这位年轻女官员，问她如何短时间掌握多国语言，她轻描淡写回应：“厂房里吵闹，比安理会还热闹，耳朵习惯了。”
事业顺利，感情却始终空白。求爱信件塞满抽屉，她从不回信。一次退役飞行员自称“王海容丈夫”闯到传达室，被电话中冷冷一句“光棍女士”堵了回去。门卫尴尬挂断电话，飞行员羞愧离开。旁观者笑谈此事，海容只淡淡一句：“感情不能拿来硬凑。”
1979年冬日，她拎着一袋湖南腊肉去李敏家探望。门一开，小孔东梅愣住：“阿姨好？”李敏赶忙纠正：“同辈，叫海容姐姐。”王海容哈哈大笑，脱下军大衣把腊肉递过去。她的爽朗，让沉郁中的李敏渐渐开口说话，两家来往从此频繁。
2004年，她正式退休。有人劝她写回忆录，她摆手：“往事属于当事人，写出来就成了别人评头论足的素材。”偶尔有熟人打趣“走老关系发笔财”，她立即黑脸：“饿死不要不义之财。”多年与外事打交道，却从未在私事上用一次“外交辞令”，这才是老同事们最服气的地方。
如今当年那张要篮球的信纸已微微泛黄，旁边压着毛泽东写的“徒工王波”四字。朋友问她可否拿去展览，她思考片刻，仅回答一句：“等我百岁，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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