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初夏的广州城,还来不及从初伏的闷热里舒一口气,就被一纸电报搅得风声鹤唳——蒋介石“整理军务”,华南军政大员陈济棠被迫“北上述职”。街头茶客议论纷纷:“南天王怕是要下台了。”那时的旁观者难以想象,四十四年后,陈济棠的儿子会在北京与邓小平握手寒暄,而那一次会见的开场白一句轻松的“教授还是博士”,却让父亲的功过重新浮出水面。

陈济棠出生于1890年,广西防城港贫家子弟。早年闯关东参军、赴云南讲武堂、参加护国运动,枪林弹雨中攒下军功。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他以广东省民政厅长跻身高层;1929年3月,取代李宗仁势力坐镇广东,开始长达八年的治粤生涯。南方人称他“南天王”,北方报纸则干脆叫“粤王”。手握兵权、财政、海关、盐务,无外来军阀染指广东,算是近代岭南少有的“本土政权”。

做地方首长,陈济棠颇有急脾气,却也擅长算大账。他把“先办实业后论政治”挂在嘴边,修广九铁路、兴白鹅潭港、建岭南大学新校舍,甚至把羊城的沥青路铺到郊区。省库充盈了,横征暴敛反倒少见。有人揶揄他说是“唯利是图”,但广州商号老板心里明白:码头费、厘金减半,他们挣钱的门道宽了。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治粤期间,教育投入同样可观。省财政将三成预算砸进教育,各县小学校舍拔地而起,1929年全省小学不足两万所,至1936年增至两万两千余所。广东一向重商轻儒,这一轮建设却把适龄入学率推高到近七成,潮汕老乡说:“娃读了书,不必偷渡南洋。”

然而,陈济棠也有“奇奇怪怪”的一面。母亲坟墓八年内五迁,仅为追逐“龙脉宝地”。手里本来有兵有银,却偏信术士之言,闹得舆论哗然。更传奇的是他与小妾莫秀英的“朱砂掌对朱砂痣”。在广州富人圈流传已久的段子里,这段姻缘要归功于算命先生的“旺夫旺子”。莫秀英果然为他生下七子四女,外人说是风水显灵,倒不如说是当时典型的男权故事。

1936年9月,蒋介石把陈济棠软性“请”到南京,不再允许他回广东。南天王一朝梦碎。抗战爆发后,他被安插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闲职,随后赴美疗病。1945年日本投降,他复返内地,风光不再,只得蛰居香港。1954年亡故,终年六十四岁。就在他离世那年,年仅十五岁的么女陈红奉母命赴台湾求情,竟被特务软禁三年,这段插曲后来才为外界知晓。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进入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大幕渐起。海外华人学者纷至沓来。1980年9月9日清晨,北京人民大会堂客厅里,一位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老人正翻看资料——他就是邓小平。十点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生理学系教授陈树柏与妻子走进大厅。寒暄之后,邓小平微笑发问:“我是称呼你教授呢,还是陈博士?”短短一句,既照顾西式礼仪也含对往事的体谅。陈树柏忙摆手:“就叫我陈树柏吧。”邓小平摇摇头:“在美国,称教授更敬重吧?那我喊您陈教授。”

这一声“陈教授”让在场人员稍感意外。因为陈济棠在国共对立的岁月里,被官方文件列入地方军阀行列,很少得到正面评价。然而邓小平紧接着说:“你父亲治粤八年,确有建树,广东不少老人至今念叨。”陈树柏听得眼圈微红,“那时我年纪小,不懂父亲做过些什么。”他声音微颤。场面只停顿数秒,邓小平把话接过去:“广东能够较早接受新式教育与工业,与你父亲的布局分不开。历史功过,让史家去评,我们只看对民族有没有好处。”

此次谈话公开报道后,海外华侨圈子里一片哗然。有人感慨“共产党居然肯为南天王说话”,也有人觉着不过是统战需要。其实,若回顾广东经济脉络,陈济棠在港口扩建、糖业深加工、纺织厂迁入等项目上投入的资金,为战后乃至特区年代的民资萌芽预先铺了路。粤东地区至今能以轻工业著称,其中不少工厂的前身可追溯到他那份《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

当然,陈济棠的种种短板同样显眼。嗜好豪奢、笃信风水,晚年还把大批财物藏在香港地下金库。抗战初期,他拒绝北上前线,口头理由是“广东也要保卫”,背后则惧怕与蒋系部队同室操戈。小心翼翼的政客心态,使他在民族危亡之际错失转型机会。评价一个人,功过分量往往此消彼长。邓小平一句“令尊确有建树”,与其说是隔代宽容,不如说他更重视发展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陈树柏本人并未接父亲衣钵。1947年去美国留学,主攻生理学,后长期从事内分泌研究,发表论文百余篇,成为内分泌学会执委。多年实验室生活磨平了岭南军政世家的尖锐,也让他对政治保持敬畏。有人问他如何看父亲的经历,他淡淡一句:“历史材料摆在那里,想知道真相,就去读档案。”这种冷静,倒有几分广东人做生意时的谨慎。

再回头看1980年的那场会见,时间点耐人寻味。那年正值经济特区筹备,中央对南方大开放寄予厚望。向海外华侨发出善意信号,与评价陈济棠并不矛盾。陈家后人若愿意回国投资、兴学办厂,无疑有助深圳、珠海那片热土腾飞。政治姿态与经济现实之间,往往就差一句恰到好处的“陈教授”。

会谈结束前,邓小平提及广州的城市面貌:“海珠桥还在,白鹅潭的仓库也还在,只是货轮比当年多多了。”陈树柏点头。那座1933年竣工的海珠桥,是他父亲主导修建的第一条横跨珠江的大桥,至今仍有电车轰鸣而过。历史的影子抬头可见,却无人愿意把它永远框在尘封档案里。

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陈树柏返美不久,便为母校岭南大学旧址争取科研合作,促成美国多所高校与中山大学建立实验室。协议顺利签署,很多老广私下说:“这大概也算父债子偿的一种方式。”从个人命运到地区发展,因果并非一条线可以串起,但总有某个节点让人恍然:历史并未完全翻篇,它只是换了方式延伸。

此后多年,关于陈济棠的学术讨论增多,粤军旧部口述回忆陆续公开。档案显示,他在1934年亲批《广东省各县教育经费条例》,设置六十七所师范速成班,培训乡村教师一万余名;又批准内务、财政两厅合撰《废止苛捐细册》,一次削减杂税三十七项。如此数字,比民间传说的神秘“朱砂痣”“五迁母坟”显然更值得后人考量。

1980年那次握手,连同一句“称呼你教授还是博士”,像是在厚重史书扉页留下轻轻的注脚:时代向前,人们终究要回到事实本身,去衡量一个人物留给岭南、留给中国的真实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