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二年春末，机舱广播提示即将抵达香港时，杨应彬把手里的《远东经济评论》合上。他刚结束在美国的公务行程，本可直接飞回广州，却执意在香港停一晚，只为叩响蓝塘道六十九号那扇并不显眼的铁门。门开处，刘景容已是白发满鬓，她叫了一声“小杨”，语气与五十多年前一样亲切。
寒暄过后，茶几上摆着洁白的骨灰盒。刘景容低头拂去几粒落尘，轻轻叹息。杨应彬忍了许久，终究问出口：“大王到底知不知道我们那会儿的底细？”这句“底细”，指的是他们那群“战地服务队”里暗藏的中共特支。刘景容放下茶杯，笑而不答，片刻才说一句：“他心里有数，可没往深里追，你们也没说破。”
话锋至此，往事如卷帘般展开。时间倒回到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枪声划破夜空，华北危急。此时的张发奎，已从北伐名将转身为抗日急先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司令，奔赴淞沪前线。关键时刻，他主动提议成立政治部，蒋介石却忌惮“左倾”，不准。
政治部胎死腹中，但“战地服务队”应运而生。郭沫若、田汉领命，从上海文化界挑来四十多名青年，他们带着油印机、救护药箱和一肚子马克思的书赶到前线。十人最核心——钱亦石、左洪涛、杨应彬等——在前夜的油灯下宣了誓，成立特别支部。张发奎并非不知，他们悄悄称他“保护伞”。
战场残酷。东战场的泥泞里，服务队一边救护伤兵，一边用壁报和话剧鼓舞士气。日军炮火连天，宣传车却硬是在前沿插起红旗。有人提醒张发奎：“司令，服务队里赤色味道太浓。”他只淡淡一句：“先把日本人赶出去，再谈别的。”这句话，在服务队口耳相传，被视作默许。
特支的存续时间长得惊人。从一九三八到一九四七，三个“阶段”换了好几种名目，却始终在第四战区的图章下面活动。其间发生的大事——皖南事变、一号令整编、桂柳会战——都没把这支“红色暗舱”掀翻。原因简单：纪律严、身份藏，加之张发奎时紧时松的“看不见”，让他们在夹缝里活了下来。
杨应彬是特支里年纪最小的。十六岁就在炮火里抬担架，二十岁便凭张发奎保荐踏进独山分校。审干风暴险些要他的命，军统拎着一叠信纸四处翻证据。生死关头，张发奎打出一句“此子勇敢忠诚，可堪造就”的荐语，算是把他从密室的皮鞭下救了出来。那封信，至今仍存于杨家的旧箱。
抗战结束，国共矛盾骤紧。特支任务改为“能统战就统战，不能就自保”。一九四五年秋，杨应彬与郑黎亚的婚礼选在桂林，明面上热热闹闹，暗地里却是掩护同志撤退。喜宴当日，张发奎端起酒杯，半真半假地问：“两个都不是共产党也行，两个都是也行，怕就怕一个是一个不是。”众人一笑而过，真正的答案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
一九四七年夏，国共摊牌已无可回头。中共中央电令撤出。杨应彬佯称赴南洋经商，递交长假申请。张发奎皱眉，却没拦，留下一纸“借假不归”的通报，既履行上峰命令，又给老部下留生路。紧接着，他暗示部下：“记得常来信。”外人只道司令循例追责，懂行的人知道，这是最后的庇护。
一九八零年三月十日，张发奎在香港病逝。两岸媒体均发讣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亲自致电哀悼。三个月后，刘景容提出骨灰归葬故里。广东方面十分配合，左洪涛、杨应彬奔走促成。二人都是当年“战地服务队”元老，也是广东政界要员。老部下为老长官的最后心愿四处奔忙，这份情义耐人寻味。
骨灰安厝梅州时，祭台前挤满乡亲。左洪涛站在青瓦祠堂外，注目那口黑漆木盒，鼻头微酸，却什么也没说。小镇锣鼓声里，张发奎与家乡重新相认，历经半个世纪的风云才尘埃落定。
回到一九九二年的香港客厅，夜色已深。杨应彬起身告辞，刘景容把他送到门口，忽然补上一句：“当年你们的信，他烧了大半，留了几封，说将来或许有用。”杨愣住，继而明白，这份含糊的“知道”其实就是最稳妥的回答——彼此心照，互不揭破。门合上，走廊灯光昏黄，他握紧公文包，仿佛又听见远处传来淞沪炮声与战地号角，那些被风尘掩埋的暗线与义气，仍在胸口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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