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午后两点，苏州看守所内的青砖院墙被早春的阳光晒得发烫。褚民谊换好长衫，照例在走廊里打了套太极，旁人看他神情自若，谁也想不到，几小时后就是他的宣判时刻。
自从八个月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起，南京国民政府连夜画出一张“缉奸”清单。军统探员南来北往，三个月就抓了四千多人，几乎把伪政权的骨干一网打尽。那时的广州街头谣言四起：“谁要是曾和倭寇勾连，迟早都得进秦城。”听到这话，刚顶着“广东省长”帽子的褚民谊冷汗直冒。
他其实早嗅到风向变了。七月初上任广州时，算盘打得噼啪作响：在南粤布线，给战后自己留条生路。然而东京天皇广播投降，让他连夜发出两封电报，千里认错，句句都是“委座英明”“誓死效忠”。电文送出，石沉大海，他惴惴不安地关在公署别院，等来的是军统的“保护令”。
九月十二日，郑介民提着蒋介石的亲笔手令坐进褚宅，口气轻描淡写：“重行兄，委座念你昔日追随国父，必能网开一面。”褚民谊那颗悬了半月的心总算落地，当晚就被“秘密护送”到市桥软禁。十月中旬，军用运输机把他与陈璧君一道押往南京，一落地便被赶进宁海路看守所。
开庭之日，检方列出罪状：投敌任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勾结日军侵华，罄竹难书。褚民谊却不慌，他在被告席上擂胸捶背，高声赞颂汪精卫“舍身取义”，并扬言自己投入“和平运动”是为“保存民族元气”。这种嘴脸让旁听席嘘声四起。
他之所以底气十足，是因为心中还有一张王牌——传说中的“国宝”。审判间隙，他暗示主审法官：“我若献出某件遗物，当可挽回生机。”法官皱眉追问，他却支吾其辞，只抛下一句：“此物关乎先总统存世最后遗珍。”消息层层上报，直达重庆。蒋介石听后，立刻命郑介民赶赴苏州细询。
原来所谓“宝物”，竟是一罐浸在福尔马林中的孙中山肝脏标本。追溯来龙去脉，要把时间拨回二十二年前。一九二四年秋，孙中山北上参加国是会议，病倒北京协和医院，次年三月病逝。按照宋庆龄嘱托，遗体不得擅自取脏，可院方仍私留部分肝组织与切片。战火蔓延，北平失守，日军在协和翻箱倒柜时发现标本，如获至宝，辗转落入汪伪政府之手。褚民谊受命押回南京，将它供奉在中山陵灵柩前，又暗中交给旅法归国的肿瘤专家汤齐平研究，自此秘而不宣。
“此物若失，国人皆怒；若得，国家有功。”褚民谊反复念叨，希望用这点“功劳”换来生机。郑介民派沈醉连夜赴沪，从汤齐平家中取回银质桶，内置标本及十余页英文病理记录。军统旋即上报，声称“奉命捍卫国父遗脏”，让蒋介石颇为动心，甚至口头提及“宜酌量从宽”。
风向却未随心而转。南京、上海的报馆捕风捉影，连日来都在炒作“汉奸私藏国宝”的惊天丑闻。街头巷尾热议：“倭奴卖国，岂能用一只瓶子换命？”民愤随之高涨，各界纷纷上书，痛斥若赦褚民谊，便是侮辱国父。与此同时，已获“轻判”希望的梅思平等人也开始自吹“有功”，闹得舆论一锅粥。
这种时候，蒋介石骑虎难下。要救，动摇执法公信；不救，又违前言，只能装作没提过宽赦。最高法院六月重审，仍维持死刑。八月二十三日清晨，监房铁门哐啷一响，法警手持纸条。陈璧君悄声对隔壁喊：“重行，时间到了。”褚民谊愣了半秒，随即抹平衣襟，拱手作别狱友，上车赴刑场。一声枪响，尘埃落定。
褚民谊的算盘落空，但他抖出的“遗脏标本”却成了悬案。国民党档案记载，标本连同文件交由中山陵园管理。可一九四九年南京易帜后，陵园方面并未找到福尔马林桶；民间传言或言在动荡中失散，或言被孙科携去台岛。档案中同样缺了关键住院记录与切片编号，成败皆因一罐标本，最终却成了无处追索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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