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的炮声已经推到长江口，上海金融区依旧股价翻滚。各路情报凑成一句话：“吴国桢不肯走，还在等蒋委员长最后指示。”这位时年46岁的市长明知大势已去，却坚守在市政大楼，他自认对蒋介石义无反顾。
尘埃尚未落定，北平先迎来和平解放。5月初，民主人士颜惠庆到北平与中共方面沟通，他突然提起吴国桢：“为什么把一个做了不少好事的市长列入战犯名单？”毛泽东笑声爽朗：“你们既看重他，我们可以让他继续管上海。恩来，你们是同学，劝他过来。”短短对话只有三句话，却道出一份诚意。
吴国桢并非无名小卒。1897年生于武昌书香世家，南开时期便与周恩来比肩读书。留美九年拿到普林斯顿博士后归国，他的英文和行事风格深得宋美龄欣赏。1932年坐上汉口市长，三年后长江涨水，他昼夜守堤，武汉报纸称他“水上不倒翁”。那股拚劲让市民佩服，也让蒋介石记住了这名干才。
抗战爆发，汉口、重庆相继成前线后方转换口，吴国桢两度易地为官。重庆大轰炸期间，他因防空隧道事故被“革职留任”，却硬是把全市防空体系补了课，宁可天天听警报也不肯敷衍。不得不说，在治理城市这件事上，他确有成绩。
1946年他调任上海市长，此时上海问题堆积如山：通胀、罢工、黑市。吴国桢主张宽容学生运动，拒绝盲目开枪；又反对发行金圆券，甚至拿辞职相逼。他的做法一度让左翼报纸称他“开明”，却直接触怒蒋介石。蒋氏父子下令清查金圆券投机，“只打老虎”喊得响，碰到四大家族立即偃旗息鼓，吴国桢也只能装聋作哑。
市民看得明白：这位市长想当能臣，却又不敢真正触碰权贵。1948年初，中共公布首批战犯名单，吴国桢排在24位；次年1月再列15名主要战犯，他升到第10位。名字越排越靠前，固然有政治立场原因，更因为他始终把命运绑在蒋介石战车上。
5月27日清晨，上海解放。接管人员来到市政府，吴国桢已乘军舰离开吴淞口。就在前一晚，周恩来最后一次电邀：“上海需要懂行的市长。”吴国桢回电寥寥数语：“公务在身，难以脱身。”随后船只驶向基隆，他彻底踏上另一条路。
去了台湾，他先被任命为台湾省主席，第一道任务是筹到三千万银元军费。凭借旧关系，他很快从美国争取到四千四百万美元援助，权力扶摇直上。但风向说变就变。1953年，美方有人鼓噪“让吴国桢取代蒋家父子”，蒋介石立刻翻脸，吴国桢被迫辞职赴美。半年后，台北指控他套汇十二万美元并将其开除党籍，所谓“蒋家心腹”一夕之间跌落谷底。
远在普林斯顿讲学的他四次致信蒋介石：“独裁只会断送党国。”信件石沉大海。吴国桢这才意识到，昔日主从关系只剩利用价值。他转而关注大陆改革开放的消息，两度研读《邓小平文选》，朋友私下感叹：“要是当年留在上海，也许另一番光景。”吴国桢沉默良久，说了句：“世事难料。”
1984年，邓颖超寄来请柬，邀请他参加国庆三十五周年。吴国桢欣然答复，连行程都排好了，却在动身前突发脑溢血，终年87岁。故乡的灯火他再也没看见，那份原本摆在面前的“上海市长”承诺，也永远停留在1949年的对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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